差點誤以為這是部gay片

（原載威尼斯電影節期間的騰訊娛樂報導）
弗朗索瓦.歐容新片《弗蘭茨》，是一個由連串善意謊言編製而成的百年前浪漫故事。戲中人物通過不斷的說話和圓謊，試圖尋求諒解、完成救贖，甚至不自覺的讓敵對國家和民族實現和睦共處。
「我是你們兒子在巴黎最要好的朋友，我們一起逛羅浮宮，他非常喜歡馬奈，尤其是一副白衣人臥倒在床上的畫作。」一戰剛剛結束，法國人阿德里安來到德國小鎮，勉強化解了當地老人的民族敵意後，編造著他們那位戰死沙場的兒子弗蘭茨的巴黎往事。

在歐容以黑白現實和彩色謊言構造的影像世界裡，阿德里安和弗蘭茨一起來到羅浮宮，直奔主題的走向馬奈畫作。主觀鏡頭先是指向畫家最有名的大幅作品《草地午餐》，繼而下搖，定格於《自殺》的特寫。這是愛德華.馬奈於1877到1881年之間創作的少見印象派作品。一個似乎才剛剛完結自己生命的男人，仍然手中持槍，半躺在床，畫面中還有少量的幾件傢俱。馬奈直接略過這一場自殺正在發生的場景，直接跳轉到事情發生後的無敘事內容畫面，也無說教之意。說它少見，是因為在歷史畫類別中，死亡與自殺通常與犧牲、理想主義或英雄主義相關聯。

突然來訪的法國人，為什麼要在謊言故事中加入這幅畫作呢？歐容拋出一個謎面。

「沉迷於真相和透明度的那段時間，我非常想拍攝一部關於謊言的作品。作為候麥的學生和粉絲，我發現在電影形成自身敘事時，謊言總被漂亮的摺疊起來。有一位朋友告訴我Maurice Rostand有一部關於謊言的話劇，故事發生在一戰後，我就開始深入研究，卻悲哀發現這個劇早在1931年就被劉別謙改編成電影，《我殺的那位》（Broken Lullaby）。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別挑戰自己了，我怎麼可能超越劉別謙？」在歐容謙虛的表達創作初衷時，他也意識到劉別謙的作品完全跟隨了戲劇，採用了年輕法國人阿德里安的視角，《我殺的那位》，也意指一開始就知道一切秘密。「而我決定採用德國女人、那個犧牲戰士的未婚妻安娜的視角，這就和觀眾一樣，一開始並不知道法國人為何要出現於德國小鎮，為何要在安娜未婚夫墓碑前啜泣」。

阿德里安的德國旅程，像是一趟自找苦吃的冒險。戰爭雖然結束，失去了大量年輕人的父母們，肯定對不久前還是敵人的法國人充滿恨意。他以俊朗的外表、禮貌的舉止和動情的講述，讓弗蘭茨未婚妻及父母拋下對國恨家仇的芥蒂。不過，要背負著敵國身份，獲得更廣層面的小鎮居民諒解，就不容易了，甚至會讓將其請為座上賓的弗蘭茨老爸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叛徒」。在酒館中，老頭子面對疏遠開自己的老友們，激昂陳詞：「是誰把孩子們送上戰場的？不就是我們，他們的父親們。當我們獲得勝利，打死法國人的孩子時，我們在這裡喝啤酒慶祝；當法國人獲勝，打死我們的孩子時，他們在那邊喝葡萄酒慶祝。我們都在愚蠢的慶祝孩子們的死亡。」

有著這麼一段漂亮的「演講」，還有什麼仇什麼恨不該放下嗎？那場該死的戰爭過去了，生活理應重新美好起來，歐洲理應重新漂亮起來。它應該有詩歌，「我和弗蘭茨在書店認識的，他正在找魏爾倫的詩集，而我在讀著里爾克」，安娜回憶著愛情的開始，無論是法國象徵派還是德國浪漫主義，都滋養起世紀之交的一批擁有美麗心靈的年輕人；它應該有音樂，自稱為巴黎管絃樂團小提琴手的阿德里安，抄起弗蘭茨的小提琴，在安娜家里拉起柴可夫斯基名曲《如歌的行板》；它還應該有美術，有馬奈愜意的《草地野餐》和晦澀的《自殺》。

阿德里安關於巴黎友誼的美好謊言就快撐不住了，照著導演歐容擅長的同性題材以及賣腐年代的過度想像，觀眾或許會認為法國人將揭示出一段禁忌之戀。情節卻朝著與《自殺》畫作相關的隱喻走去。阿德里安根本不認識弗朗茨，他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面，是在緊張到能將空氣引爆的戰壕里……

被告知真相的安娜，清楚這樣的反轉是不可能獲得諒解的。於是她擔任起一個連接兩面的說謊者，對失望回到法國的阿德里安，謊言是「弗朗茨父母不會原諒你，你可以把信寫給我，我讀給他們聽」；對德國小鎮的老兩口，謊言成了「阿德里安的媽媽重病了，他必須回去，樂團巡演任務也來了，他非常想念你們，一有時間一定回來看望」。

活在甜蜜謊言裡的弗朗茨父母。當然不願安娜就此守寡，甚至鼓勵她去巴黎，找到失聯的阿德里安，並與兒子的「這位好朋友」相愛結婚。從這裡開始，除去寄回德國的信件，歐容鏡頭裡的安娜時間，再不需要彩色的謊言。精雕細琢的古典黑白框架里，安娜出發了，到巴黎管絃樂團聽著柯薩科夫的《一千零一夜》，去羅浮宮細品馬奈的《自殺》，然後等待著甜蜜謊言背後的阿德里安……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