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比喪屍更可怕

（文/楊時暘）
    這兩年，韓國的一些現實主義作品在經歷了最初的被讚嘆之後，開始衰落。那些無論什麼故事都會故意黑公檢法和抨擊腐敗的設定，顯得愈發具備表演性，而喪失了早期的尖銳與力度。比如最近那部著名的《隧道》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這樣的窠臼，在這樣的背景下，《釜山行》被熱捧就不難理解。它是韓國電影工業中生長出的另一種可能性。一種虛構的、講究商業性和完成度的、問向人性而不只是滯留於政治表面的作品。
    喪屍題材有很多珠玉在前，電影姑且不論，美劇《行屍走肉》其實已經很難被超越，囿於篇幅，電影不可能像美劇那樣不急不緩地慢慢呈現人性和人心的蛻變，一點點抖落出不同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更無法回溯每一個人的背景以達到煽情的效果，但是《釜山行》還是以精煉的方式把喪屍題材最主要的幾個面向比較完整地呈現了出來。
   基金管理人石宇帶著女兒去釜山，準備把女兒送到前妻那裡，途中在車上偶然遭遇喪屍病毒爆發。這樣的設定非常聰明，作為一部低成本電影，它有效地控制了外景和特效的投入，放棄了如同《行屍走肉》中的那種漫山遍野殭屍行進的雄壯場面，而是徹底將其改造成了一幕逼仄空間中的殘酷人性實驗。從故事本身來講，它有利於觀眾聚焦於幾個主角，把效益最大化，而從效果呈現來說，外部環境的災變，通過不多的搭景和車窗外一晃而過的喪屍去解決，留白的處理手法，反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恐懼效果。
    換句話說，導演既明確地使用了喪屍題材，但又巧妙地扭轉、拆解了這個題材，從《雪國列車》《東方快車謀殺案》《行屍走肉》《漢江怪物》等等作品中進行了抽取和混搭，最終，《釜山行》變成了一個有著通關打怪的外殼，人性實驗的核心，喪屍題材名頭的封閉空間內的敘事模板。在一切殘忍和崩塌之後，還保留了希望，孩子和一個孕婦倖存了下來。孩子唱起了婉轉的歌謠，那首原本要獻給父親的歌，現在變成了獻給人類的輓歌，在剛剛見證了人性的裂變之後，孩子仍然通過歌唱這種人類獨有的方式打動了同類。這一切都符合商業類型片的基本要求。
    從這個意義上講，《釜山行》幾乎可以當做東亞小製作災難類型片的範本和教材，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在能力範圍內做到精緻都值得借鑑。脫開外部製作話題，談論內容，《釜山行》的幾次翻轉以及對於人性的探討也恰到好處。
    和美國同類電影的設定不同，基本上那一類作品都有一個標準的領袖型主角，但《釜山行》中的男主角是帶著一身毛病登場的，自私又懦弱，但之後都被現實激發出了某種光輝。這樣的設定更容易讓人們帶入感情。而與此同時，這部電影的正反派設定又非常鮮明，男主角石宇和奮力保護家人的大叔顯然是正義的一方，而那個極度自私的交通公司的高層代表著普通意義上的「壞人」，隨著災變的加深，每個人的小心思和麵對大是大非時迸發的人性的光與暗，都呈現得真實可信，這是一層個體化的精神變異；而到了後來，人們的恐懼感催促著人心變異的速度，一群人開始不相信另一群人，他們在一些人的鼓動下拒絕同類進入自己的車廂避險，那個瞬間，生發出了強烈的拷問：到底是什麼決定了一個人被認定為人類？人與那些喪屍的區別，顯然不只是外顯性的特徵，因為你看著那些尚未被感染的人類，卻有著和喪屍一樣殘忍的內心。但當他們拒絕幫自己的同類脫離險境，寧願看著他們陷入死亡也不願施以援手的時候，他們到底還是不是人？這個無人能回答的拷問超越了個體層面，構成了群氓之族層面的問題。其實，大多數喪屍片寫的都是人，往往人比喪屍更可怕。
而對於有關死亡的處理方式，《釜山行》也做的非常成功。直白點講，好人和壞人都死了。象徵著人性善良一方的父親因為感染，不想傷害孩子，而選擇了自絕，而代表著壞人的大叔也慘死於災變。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這種處理方式不但成功地引發了悲情的高潮也完美地避免了那種懲惡揚善的老套調子。
    《釜山行》把喪屍這種典型的西方式設定完美地移植到另一種文明當中，它嫁接著不同的背景，卻反射著普遍的人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韓國電影一次次向上攀爬，讓人們見證著多向度的開掘，這種不停地實驗本身就足以讓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