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感能化解一切嗎？

我和職場新人小馬一起去看Toni Erdmann。該片在今年坎城影展主競賽單元展映，獲得很大讚譽，不過8月份在法國上映時我已經離開法國。直到如今紐約電影節的展映，才一睹為快。

原本的安排是導演Maren Ade和女主角Sandra Hüller會出席展映，後者飛機取消沒能趕來，倒是男主角Peter Simonischek出現在林肯中心Alice Tully Hall。開場前Peter Simonischek說："如果你們知道我出生的奧地利小村莊的戲院有多麼小，就會知道如今我有多麼自豪站在這個舞台上。"

正片開始，先是Peter的出場，在座觀眾們就開始笑個不停。我非常不明白笑點在哪兒的跟著略微晃動的手持攝影機，看著這個怪老頭帶著一群孩子們化妝成殭屍進行音樂表演、總喜歡帶上假牙或者裝扮成別人、搞不清楚女兒Ines究竟在哪裡工作在幹什麼、因為弄髒了女兒西裝外套兩個人都有些彆扭。後來他去了Ines那裡——Ines所在的諮詢公司正在羅馬尼亞首都Bucharest開展項目，目睹Ines職場生活的表面風光和實際的疲乏不堪。因為縱容女兒睡懶覺、耽誤工作被斥責後，老頭收拾行李離開了。

當晚Ines和女伴們在酒吧聊天，她說自己父親「隨性地」（spontaneously）前來，送她起士刨絲器做生日禮物，還總找她探討人生問題，問她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問她究竟是不是人（有沒有人的感情），其實不過是老頭的狗死去了導致的心理危機，跑到女兒這裡來發牢騷。影片看到這時，我的感覺似乎還是和Ines一樣，覺得老頭有些礙事，尤其他竟然沒有離開，而是假扮成Toni Erdmann重新出現，硬要擠入女兒的工作，做一些荒唐的事情，很讓人困擾。

我的思維似乎就像Ines一樣，腦海中有一根弦緊繃著。的確，生活很糟糕，幾乎是難以解開的死局，不需要老頭來告訴：客戶的性別歧視、同事的不友善、難以完成工作任務的壓力、沒有什麼真正的朋友。但是Ines沒有想過要跳出這個局面去解決問題，而是想要更加拼命去找救命稻草。生活就是很殘酷——同時也很無聊，彷彿人們無論怎麼努力，也只是各自在各自的疲倦中。

電影很長，前半段都是這樣的節奏：無聊的party、令人反胃的性關係、避之不及卻不得不做的工作，父親還總是在打岔。總之讓人看得有些不耐煩：關於人生的無意義，還需要向我們展現更多嗎？

直到終於來到了小高潮：父親臨時起意帶女兒去羅馬尼亞藝術家的家中拜訪，看他們製作傳統工藝彩蛋。當地人邀請女兒嘗試，女兒很不耐煩完全不想做下去。要走時父親決定唱歌答謝這一家人，他彈琴伴奏，女兒高歌一曲——Whitney Houston的The Greatest Love of All，這裡女兒才在片中第一次放鬆了一回。（有點像人們在卡拉OK時表現出的日常難得一見的瘋狂？）接下來是大高潮：讓觀眾大跌眼鏡的裸體排隊，笑聲不斷，打開女助手禮物的感動——原來人與人之間並非沒有真誠的善意，頂著當地傳統大樹服裝的父親的出現，草地上和大樹和解的擁抱。

看到後半段，才逐漸將視角從女兒中心抽出來，而是以父親為中心，一個非常人文主義的視角。我喜歡高潮逐漸回落的結尾，女兒回來參加奶奶的葬禮，在後院裡父親說，（大意）「你曾經反問我我的人生又有什麼意義，我想過了這個問題，人們生活的時候都是被一件件事情向前推著走，當時是不知道其意義的，只有之後才會慢慢回味過來，就像現在我會想起你第一次騎自行車的樣子。」女兒帶上父親的假牙和奶奶的草帽，似乎找到了丟失已久的童心。

父親尾隨女兒去工地時，看到當地人熱情好客，但也知道他們面臨失業的危險。他對遇見的老農說，不要失去幽默感。素以嚴肅認真著稱的德國人是在通過這部電影反思他們的性格嗎？南歐人天生的樂呵呵、即使沒錢也要慵懶閒適地生活，這樣的精神恐怕是德國人會不解而且嗤之以鼻的。然而一味追求效率、產能的生活是不是缺少了些什麼？

到頭來這部電影還是有點雞湯嫌疑，最後女兒學會變得幽默、釋放自己的情緒，但這真的可以抵擋人生的真相嗎？——畢竟她所經歷目睹的職場女性的困境、歐盟內部難以達成共識、現代經濟將落後的人捲進混混車輪之中，都是確實很難解決的問題。可憐的社會學家們看著這個充滿了不幸的世界卻無能為力，也只能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