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會，正需普法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在承認電影邏輯的前提下，最終顯現的似乎是一個法治與人情的問題。不過這需要細細分析。首先，從秋菊的角度講，丈夫被打，她要從村長那裡討說法，這個說法很顯然不是金錢，否則故事早結束了，秋菊要的說法是道歉，要的是個人的尊嚴與正義。從村長那兒沒法直接得到這個說法，她的反應就是向村長的上級——鄉一級公安「伸冤」，結果不滿意，再次向縣級公安「伸冤」，仍不滿意繼續向市一級「討說法」。在秋菊的的這個邏輯當中，並沒有什麼法治意識，此前的做法與傳統帝制社會層層向上伸冤，最終可能到達皇帝手中來判案的邏輯基本一致。秋菊就是想找一個縱向系統內更高層，企望更高層能秉公辦理，獲得正義。但變化就在於市這一級公安的申訴之後，在市公安局長建議她轉向了司法也就是法院處理的程序。對於法院及其將要做出的事情，秋菊恐怕完全不了解其意義所在，只是簡單以為那個機關會給自己一個說法。秋菊在一層層向上申訴的過程當中，是一次次遠離農村進入城市的過程。這個過程對秋菊來說越來越陌生，進入城市則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城市當中的法院的意義對於秋菊的隔膜程度，恐怕還要遠遠超過秋菊在城市街道上看到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車流。法院所具有的現代獨立司法意義，可以想見完全出乎秋菊認識世界之外。秋菊無意中從人治的渠道轉向了法治的渠道，她全然不知。
      再講村長，是一個男性，是一個具有行政權力職務的「村長」，而不是一個普通百姓。村長拒絕道歉，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性格倔強，一個是擁有權力。很顯然，作為「村長」的他，後者更重要。村長的權力，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父權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電影中村長的家庭就是代表，村長妻子一次欲發言被村長阻止，村長不滿妻子生不了兒子而鬱結於胸等等都是強勢男權的顯示；其次村長的權力來自上層政權的任命，這是其最大的權力支柱，電影中村長也有自我表白。
      再說秋菊與村長的關係，二人的關係是嵌入農村社會結構中的。電影中，二人並沒有反目成仇，你死我活，而是維持著一種微妙的衝突與對話的關係。由於秋菊在生產的過程當中得到了村長的幫助，更使得秋菊與村長的關係得到了極大的緩減，很難想像如果滿月的場景在法院介入之前，秋菊還會繼續去打官司，很可能秋菊就此罷手，二人和解。但劇情矛盾處就在於正當秋菊從心理講已經得到補償時，秋菊之前向法院申訴的行為發生效果了，村長被拘留了，這讓秋菊一臉的愧疚和無奈。
      至此，如果得出了農村是人情社會，法制只適合於城市，法不容情，法治不應在農村落實的結論，實在令人失望。首先，秋菊的概念里，遵循的是傳統草民伸冤的模式，其想要獲得的正義只能是祈求上級獲得恩賜，可以想見，這種權力結構極不對稱的情況下，「正義」是多麼的脆弱，即使皇恩浩蕩，賜給了秋菊「正義」，又是多麼卑微。實際，秋菊也意識到了，她正是對鄉級公安不滿，擔心上級偏袒下級，才抱著微弱的信心向更高層「伸冤」的。 秋菊的擔心完全是必要的，除去村長對自己權利來源的一番論述，市級調解書本應直接送達秋菊手中，而實際是通過村長轉達，更向我們透露了由市到村的權力結構是什麼。此外，電影中顯現的尚且還算是清正廉明的各級行政系統，現實中恐怕很難找到那麼一個清癯的市公安局長。
      那麼，有人或許會問，既然秋菊在村長所屬的權力系統中很難得到正義，那該怎麼辦呢？我想首先還是要回到農村這個背景中秋菊的不滿，偏於固執的不滿。村長踢丈夫襠部，並沒有造成什麼大礙（至少就秋菊剛開始獲得的醫生證明令秋菊及其丈夫都這麼認為的）。在一般情況下，獲得經濟賠償後，在農村中大部份農民都會趨於和解。很難想像，大部份農民在遇到這樣並不嚴重的事情後，會耗費這麼大的精力，尤其是高額的經濟負擔，捨棄經濟賠償，只專注於「討說法」，這與所謂的重人情關係、重小農利益的農村社會是不符合的。個人所聞，農村中，秋菊的案例應該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個例。既然秋菊要在小事情上討說法，且直至市級的調解仍不滿意，正在中國普及的「法治」突兀的進入了秋菊的世界。最終，法治帶來的結果，讓秋菊在這麼一個不怎麼重要的事情中感到不適，感到尷尬和愧疚。 但我們不能因為這麼一個不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所帶來的結果來反推法治不適合於中國，不適合於農村社會。法治正是要對權力關係作出調整和限制（男權、政權等），以此來維護每一位公民的獨立人格和正義。如果沒有第三方的獨立司法體系去限制權力，維持正義，秋菊的結果很可能正如村民所言，不滿意市一級的調解，只能接著上北京了……
      當然，就電影中所處的中國社會而論，法治尚有各種問題。按韋伯的分類，秋菊所處的中國政治與法治大致類似於「世襲君主官僚制」與「實體理性」類型。這樣的體制中，可能會出現依法辦事、清正廉明的情形，但不能從制度上保證產生獨立、自主的法治意識與獨立人格。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權力包庇、上下勾結，權力干涉司法的情形。此外，正如前文所講，秋菊打官司，卻看似很自然的從農村來到了陌生的城市，作為現代化標誌之一的「法治」只是存在於城市，而不能惠及農村，這種城鄉不對稱的結構大大增加了農村百姓對「法治」的認識與運用。總之，無論怎樣，不可因法治普及存在困難，就阻止法治進入農村，農村的不合理人情關係正需要無情的法治去打破，農村的合理人際關係正需要健全的法治去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