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男·白蘭度

一位記者問白蘭度，你知道嗎，你會被選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演員？

晚年發福的白蘭度撇嘴一笑，摸了一下從他膝邊走過的狗，說，最偉大的演員就是我的狗，它每次想要吃東西時，都會表現得特別愛我。

這就是白蘭度心中，偉大演員的定義。

白蘭度是個好學生。

他在十幾歲時，就住進了表演課老師斯黛拉·阿德勒的家，她在巴黎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裡，學到了再現真實的表演方法，白蘭度又從她那裡學到了斯坦尼的真實。

他開始覺得，別人的表演，都太模式化了，太臉譜化了，太假了，他們只是在表演，所以他覺得加里庫柏的表演像燕麥片，太粗糙；鮑嘉是香脆麥片，很乾脆；克拉克蓋博是水果圈，太乾癟？

這就不難明白，他為何會對最偉大演員這個稱呼，毫不領情，甚至用自己的狗來諷刺，因為他想當的，並不僅僅是一個早餐麥片式的演員。

他要真實地表演。

他桀驁不馴，他獨具一格，他忠於自我，他真的做到了真實表演。

真實的結果就是，他和電影公司起了衝突，他覺得他的人物不夠豐滿，他覺得導演很無能，他覺得劇本需要修改，他在努力表達著真實的自己，他不知不覺，把斯坦尼的真實表演，從攝影機前的角色，延伸到了攝影機之外的人生一切。

很快，一個真實的白蘭度，遭到了電影公司的厭惡。

他開始在電影圈之外，尋找真實的自我，他用20美元買下了大溪地一個島嶼的居住權，他說那裡的天空和夕陽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一切的表演，一切的電影，都比不上沙灘上的一粒沙重要，真實。

他冒著子彈，走進了印第安原住民武裝，去支持他們與政府軍的對抗，他走進馬丁路德金的隊伍，去為黑人爭取民權。

這些都印證了他的那句話，表演與電影，比不上一粒沙重要。

他選擇了印度裔和大溪地女人作為妻子，來證明他對白人主流意識形態的遠離。

他有時也為了賺錢出演電影，他連台詞都不背，而是貼在對方演員臉上，看了一眼之後即興發揮，他用這種不認真，來表達對電影工業的蔑視。

「我們中沒有藝術家，只有錢，只有商人。」

他沒有辦法說服自己去做麥片時的表演，也沒有辦法說服自己去做一個麥片式的人。他經常回憶，小時放學回家，就可以吃母親準備的香甜蘋果派，那種盡情肆意的香甜，才是他的人生追求，而不是麥片式的，雖然健康，卻沒有味道。

晚年的他，繼續用他從小就鍾愛的甜食，吃肥了身體，也填充了他孤獨的心。

他真實，而孤獨。

他畢生都在與不快樂的童年經歷中掙扎。酗酒的母親，打人的父親，離他而去的保姆，他覺得他被愛遺棄。

「我們表演得很好，在外人面前，我扮演孝順的兒子，父母扮演有愛心的父母，但那完全是表演出來的假像。」

這正像是《馬男波傑克》里，時不時像幽靈一樣出現的馬男母親，和她對兒子從小到大都沒有停過的詛咒一樣，是他生活頹喪與對愛不自信的暗黑動力之源。

正像波傑克沒有辦法強裝雞血表演一樣，白蘭度也沒有辦法接受他認為不真實的表演與人生。

即便是科波拉與他合作教父令他重回影帝寶座，他卻因為《現代啟示錄》的劇本中對戰爭的表現是錯誤的，而說科波拉是個混蛋。

雖然白蘭度認同真實表演和真實人生，但他卻把二者劃分得很清楚。

「我不會讓觀眾走進我的內心，因為我的內心，是我的私人領地。」

正像他的家一樣，每一道門，都添加了巨大的鎖，和監控攝影頭，他把自己的私生活和內心，全部都隱藏起來，不受侵擾，來保證自己的真實。

他甚至錄製了許多錄音帶，自說自話，來把最真實的自我，講給自己聽。

唯一一個走進他內心的人，是貝托魯奇，他用高超的導演誘騙技巧，讓白蘭度在《巴黎最後的探戈》里，表露出了幼年不快樂、晚年孤獨絕望的內心世界。白蘭度看完片子後震驚了，說貝托魯奇，你從我這裡偷走了好多東西。

他用大溪地的大自然、與世隔絕的隱居、錄音帶式的自我講述，在抗衡著世間對他的桀驁和頹喪的評價，他始終信守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真實。

斯坦尼說，演員與觀眾之間要有一堵牆，才能讓演員真正沉浸在自我的角色中，真實地表演。白蘭度的做法很直接，他就真的用高牆大院把觀眾攔在了外面，自己在家中盡情演自己。

像馬男波傑克一樣，在外界眼中，白蘭度是個失敗者，他晚年發福，妻離子散，家中槍擊，滿頭白髮的他不得不出庭作證，女兒自盡，這一切都好像在向全社會宣佈，一個離經叛道、遠離大眾、不願合作的人，得到了應有的審判和下場。

然而，白蘭度卻在訪談中輕易地回擊了，你們喜歡的最偉大的演員，不過是條狗。

而我白蘭度，是我自己。

忽然發現，另一個信仰斯坦尼的人，有著和白蘭度非常相似的孤獨版人生軌跡，他的名字，叫周星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