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一部讓傑奎琳不只是歷史事件註腳人物的電影

《第一夫人》以個人化而極具力量的方式檢視了美國自我「神話化」過程中的重要一幕，對個人而言它也讓一位被曾經外界視為「花瓶」的女性獲得了她應有的權利與尊重。


帕布羅·拉雷恩執導的《第一夫人》在Mica Levi流暢的配樂中開場，烘托出難以難以嚴明的悲劇之感，也帶出了影片的故事：這部電影從傑奎琳·甘迺迪（娜塔莉·波特曼 飾）的視角呈現了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甘迺迪在達拉斯遇刺身亡前後四天發生的種種。
影片試圖從政治、公眾、個人等多個層面呈現此次歷史事件，而飾演傑奎琳·甘迺迪的娜塔莉·波特曼則呈現出主人公在面對朋友、家人、示威者以及媒體上所表現出來的高貴、優雅、以及勇氣等品質。

《第一夫人》以個人化而極具力量的方式檢視了美國自我「神話化」過程中的重要一幕，甘迺迪遇刺事件不僅改變了大家對於美國式悲劇的看法，對個人而言它也讓一位被曾經外界視為「花瓶」的女性獲得了她應有的權利與尊重。
影片以傑奎琳·甘迺迪接受Life雜誌記者Theodore H. White（比利·克魯德普 飾）專訪以及1962年甘迺迪總統一家參與的白宮巡遊電視節目為線索，採用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展現了甘迺迪總統遇刺後產生 的種種影響。傑奎琳·甘迺迪努力忽略政府在甘迺迪身亡之後迅速安排副總統林登·約翰（約翰·卡洛·林奇 飾）上位的舉動，她沉默地試圖維持住她那不斷縮小的世界，也目睹了總統團隊中的工作人員，個人助理以及牧師等人幫助她一同度過這道難關的過程。
開始籌備甘迺迪的葬禮時，傑奎琳想給他一個盛大的葬禮，而政府官員對她的想法始料未及也認為會有點太過隆重。面對相反的看法，傑奎琳努力平復自己的情緒，她需要面對丈夫被謀殺的現實，需要安撫此事對兩個孩子造成的影響，當然還有她與甘迺迪共同營造的生活不得不就此改變的事實。甘迺迪下葬後，詹森與他的妻子入住白宮，傑奎琳終於回歸到自己的生活。傑奎琳必須讓她自己不要受到外界對這樁國家悲劇看法的影響，繼續自己的人生，管理好丈夫遺留下來的一切。

導演拉雷恩將諸多事件碎片雜糅在一起，讓電影的結構成為電影敘事功能的一部份——這種方式不僅展示了歷史事件本身，也表明歷史事件是如何為了更為偉大的目標而建構出來的。傑奎琳·甘迺迪在她的丈夫被害之後，就已經成為歷史人物。但是這部電影則設定——就像真實的現實一樣——她本人也是讓她變得不朽的主要人物之一，這種想法讓她不再是歷史中的一個註腳式的人物。

電影中，傑奎琳在接受《生活》採訪時將甘迺迪的名字與「卡米洛」（一部百老匯戲劇，甘迺迪的執政時期也被稱為卡米洛時代）並列。通過那次採訪以及甘迺迪宏大的葬禮確保了歷史學家與公眾能夠記住他的偉大之處。
當然《第一夫人》還展示了主人公傑奎琳自己的人生之路，電影中出現了多次她與與甘迺迪遇刺後受到波及的重要人物的面對面交談，其中就包括甘迺迪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彼得·薩斯加德 飾），記者威廉姆·沃頓（理察·格蘭特 飾），媒體負責人（馬克斯·卡塞拉 飾）以及白宮公共關係負責人、她的好友南希（格蕾塔·葛韋格 飾）、主持甘迺迪總統葬禮牧師（約翰·赫特 飾）等人。
每一次對話都讓傑奎琳與她已故丈夫的關係得到新的挑戰與定義。作為第一夫人，她要確保自己的著裝打扮精緻美麗，無懈可擊。但她的工作並沒有她丈夫的政治策略的那種權威性，或者說她的工作是不被人記住的。而在甘迺迪身故之後，她的工作以及她自己的身份定位突然失去了意義。導演將傑奎琳的悲痛時刻與她意氣風發時的狀態剪輯到一起，讓觀者自己去體會她面臨的巨大的損失以及她的驚人的勇氣與決心。

波特曼對於傑奎琳的演繹也許並不會讓人感到驚奇，她既讓觀眾對於角色的失去感同身受，也理解了她面對此種遭遇所表現出的智慧。傑奎琳在白宮巡遊節目以及接受Life記者採訪時表現出的好勝與無所畏懼的真誠，波特曼也讓我們有了從更多緯度了解一位一直被視作時尚ICON的女性的可能性。雖然圍繞在她周圍的角色都在挑戰或者支持這個角色，但是波特曼不僅僅是影片的主演，也掌控了影片的敘事，就像傑奎琳為她的丈夫所做的那樣。
《第一夫人》是對我們試圖改變世界觀看我們方式的一次努力的審視。在這個新聞報導力圖或者說不得不用簡單的敘事告訴大家更少的事實而讓歷史變得更容易被人理解或者說更具娛樂性的時代，《第一夫人》這部電影的存在顯得尤為重要。在甘迺迪的那個時代，電視作為一種電視娛樂方式尚處於初創階段，它當時的任務是在吸引觀眾不要離開電視機的同時，影響他們對週遭世界的理解。《第一夫人》則講述了一位女性是如何利用這種媒介的力量以及她自己甚至都不知道的自己的能量，讓美國公眾知道她希望他們知道的關於甘迺迪的種種。與此同時，她自己的特質也浮出水面。

原文連結：http://news.mtime.com/2016/11/13/1563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