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物館內航行的轟炸機

在博物館內航行的轟炸機

文_唱唱反調


     亞歷山大·索科洛夫的[德軍佔領下的羅浮宮]是一部講藝術的電影，至於它本身是不是藝術，這一點很難說。於大多數觀眾而言，這部電影雖然只有90分鐘，卻完成了藝術的一切——對於以往藝術形式的解構，陳列藝術品的羅浮宮，喃喃自語的藝術家。但對於索科洛夫而言，這部電影遠不能稱之為藝術，在他看來，不僅是這部電影，甚至連電影這項發明本身都不配作為藝術的一類。他認為，藝術這個稱謂，應該給更為高雅更為體現悲劇情感的歌劇、繪畫、文學，它們遠遠超越了為民俗文化發聲的電影。這位從蘇聯時代一路走來的電影大師，為何對藝術有如此罕見的精神潔癖，[德軍佔領下的羅浮宮]將回答這個問題。

紀錄還是劇情

索科洛夫的清高體現在他向來不顧大多數觀眾的觀影感受，影片的開場即是實驗的開始。演職人員表與黑屏分別佔據畫面的一半，鏡頭上方的REC開始計時一秒兩秒，畫外是索科洛夫與一位運輸藝術品的船員通話，對方聲音與畫面時斷時續。接下來索科洛夫試圖叫醒沉睡的契科夫，在1904年去世的契科夫，對他死後發生的一切緊閉著雙眼，敘述這才開始。

這裡的三分鐘幾乎涵蓋了影片所有正在討論或者說拋給觀眾去思考的問題。問題的表徵是三種時間的並置與交錯。現即時間是索科洛夫與船員的通話，歷史時間是「方才」死去的契科夫同志，影片時間是REC視訊錄製的時間。時間的交錯表現在，放映時間並非是從零開始，全片90分鐘，REC記錄的時間是從10：00:00:00開始到11:30:00:00。REC顯得像是某一個時間的截斷，像從現即時間中截取下來的一部份。與此同時在影片時間(通過剪輯虛構的時間概念)一分一秒前進時，歷史時間也在進行著。三種介質的互相交錯，恰好與影片在紀實與虛構上的曖昧不清形成了互文。

在人們圍繞真實與客觀的問題討論了一個多世紀後，索科洛夫從這些爭論中走開，模糊了劇情與紀錄之間的差異。片中有這麼一段，索科洛夫講到德國人入侵法國後，一些法國導演還繼續拍片。畫面出現了情景再現與真實歷史資料的混合，由演員扮演的攝影師坐在自行車後面扛著攝影機在拍攝，攝影機的鏡頭被放大，索科洛夫給我們展現了鏡頭裡的畫面，它取自當時攝影師拍攝的真實歷史資料。歷史資料的在場與攝影師本人的缺席，構成了半真半假的情景再現。索科洛夫重視的是一種真實感的構建，此時若再搬出紀錄片的理論知識，去分辨真實還是虛構已無用處，它給觀眾直觀的感受顯然要比學術上的界定更實際有用。

法國導演在危險之下還在進行創作的行為，屬於史實，對它的再現嚴格上來說並不算混淆現實與虛構。但索科洛夫還在繼續挑戰嚴謹的學者。影片在還原真實的基礎上，讓歷史人物穿梭到現在，將想像的邊界進一步延展。在博物館拍攝的部份與[俄羅斯方舟]無異，法國重要的人物瑪麗·安娜(法蘭西共和國的象徵)和拿破崙·波拿巴(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遊魂一般穿梭在羅浮宮。兩位古人的穿越雖然是索科洛夫的想像，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合乎情理，這樣的「仿真」真的是「作假」嗎？

權力還是藝術

索科洛夫刻意把三個時空差異抹除的做法是一種藝術手法上的含糊，這種曖昧是他對電影技術發展的敏銳直覺所賦予的。影片中還有一對看起來界限清晰其實卻很含糊的概念，權力與藝術。關於這兩者的關係，索洛科夫的態度不再曖昧，他要將這對概念的交叉釐清楚，再把它們分開。藝術與權力的各自獨立，是索洛科夫拍攝這部電影最單純的願景，是他想要藉助電影這個媒介去反過來作用現實的渴望。

藝術與權力的力量孰更強大？先來看看羅浮宮內的藝術藏品怎麼來的，由演員扮演的拿破崙先是站在《拿破崙一世加冕大典》面前對著瑪麗·安娜說:「你看，這裡面是我」。羅浮宮是博物館，亦是拿破崙的宮殿，這件藝術作品的存在恰好體現了法國權力的意志。接著拿破崙又指著《蒙娜麗莎的微笑》說：「瞧，這是我的」。這幅名畫出自義大利畫家達·文西之手，它為何會被擺在羅浮宮，雖然史實頗有爭議，但索科洛夫卻將其認為是拿破崙的掠奪，他把它當成拿破崙的戰利品。拿破崙急於向人們宣告自己對於畫作的所有權，藝術在他看來正代表著權力，他是「為藝術而戰」的。在索科洛夫看來，在拿破崙的強權下建造的羅浮宮，與希特勒在二戰期間搶奪歐洲列國藝術品，在柏林建造元首博物館的構想有何不同。希特勒收藏藝術品，與其說是他的個人愛好，不如說這個做法是藉著藝術宣佈自己的權力。

因藝術保護者的利益與極權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相一致，希特勒承認了羅浮宮生存的權利。但這卻是一個危險的巧合，當藝術利益與政治利益相斥時(斯拉夫文明就被希特勒認為「吞噬普魯士人純潔靈魂」的「墮落文明」)，藝術則被迫犧牲。索科洛夫在描述羅浮宮在二戰中的「倖免於難」時表達了由衷的羨慕之情，在他的家鄉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幾乎被被炮火夷為平地。藝術無力到可以任由意識形態擺佈，從生命力來說，它在權力面前的確是孱弱的。

但藝術真的那麼孱弱嗎？顯然不是，藝術的精神力量遠比意識形態要大得多。索科洛夫用羅浮宮陳列的拉瑪蘇雕塑輕而易舉地回答了這個甚至不需要回答的問題。創作此雕塑的是亞述帝國(古代西亞奴隸制國家)的匠人，這個帶翼的公牛莊嚴又無邪，它顯示出了對權力的恐懼，是恐懼最完美的化身。亞述帝國早已不存在，但它卻保留到現在，包含了人類的掙扎、愛恨、屠殺、懺悔、謊言與哭泣，跨越了時間與空間，永久地傳達著世間真理。

冷漠還是深情

從電影技法的角度來說，[德軍佔領下的羅浮宮]像是沉悶的藝術手法實驗台，冰冷無情。從其中所描述的二戰慘狀來說，本片也是沒有溫度的。它沒有對納粹所犯下的罪惡行徑投以燃燒的視線，片中被攻佔的巴黎街頭並沒有戰火連天，德軍像是在平和的氛圍里步入了這位城市，並無多少悲劇氣氛，多麼冷漠。

它真的是沒有情感的嗎？本片的確沒有像去年大多數反戰題材那般，充當「正確」意識形態的「傳聲筒」，但索科洛夫卻用了另一種形式傳達自己對於戰爭的焦慮。在他想像的情景再現中，德國軍官弗朗茨·沃爾夫·梅特涅對法國國家博物館館長雅克·若雅爾說：「你好像處於永久的焦慮之中，是我的制服礙到你了嗎？」法國是不設防城市，德軍的鐵蹄步入巴黎時，確實沒有激烈的反抗，但納粹的制服在法國人面前出現，怎可能沒有悲劇感。這種悲劇感如雅克·若雅爾一樣潛藏在心中，它上升到了精神層面。

但索科洛夫的深情更多是出於對藝術的狂熱，當他將情景再現中的德國納粹軍官梅特涅，與法國國家博物館館長雅克·若雅爾(兩人合力保護了羅浮宮的藝術藏品)叫至跟前，告訴他們今後的命運時。梅特涅一直處於陰影中，索科洛夫對他說：「沒關係，戰後審判時若雅爾會幫你去納粹化的」。這句話與其說是告知觀眾若雅爾之後的命運，不如說是索科洛夫站在藝術的立場，高度讚揚這位跨越了意識形態的鴻溝，敢於同納粹搶奪藝術珍寶的衛士。

至於那艘載著博物館的藝術藏品，在海浪中岌岌可危的船隻到底沉沒了沒有，索科洛夫並沒有說。它的最後一次出現是一個大浪打過來，畫面已經全黑，那邊的聲音依稀能聽見，索科洛夫大聲對船員喊道：「快把貨物扔掉，不然你會沒命的」。但船員卻並不願意放棄，甘願為之付出生命。這是索科洛夫想要表達的理想主義式的深情，是現今人類對藝術葆有的最美好的情結，也正是本片跨越了所謂的歷史、道德與政治想要傳達給觀眾的。

刊於《看電影》週刊 2016年1月 未經允許 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