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我們想要離開和到達的地方

很久沒有看到一部那麼令人愉悅的電影了，雖然最近經常去電影院，看了《但丁密碼》，也看了《比利-林恩的中場休息》。但是《布魯克林》是不一樣的。
影片的第一個鏡頭，真的只是第一個鏡頭，就讓我想起了我為什麼喜歡看電影。

清晨的街燈中，愛爾蘭小城的青石板街道，古老的街道上老房子濃濃的輪廓，一下子就讓我湧起一種久違的鄉愁。我還沒有去過愛爾蘭，但是所有我未曾踏足的那些古老歐洲的街道，尤其它們在清晨和夜晚的樣子，都是我的鄉愁；所有那些或關著，或打開的窗戶，對我都是一種召喚。
我沒有去看背景資料，不想對劇情保持精確，只想談它給我的感覺。不清楚那到底是哪個城市，我想像那是都柏林，那個彷彿是愛爾蘭精神的化身的地方。對於歐洲文學和音樂的愛好者而言，都柏林是一個類似聖地的地方（如果一個那麼低調、那麼「落魄」的地方也可以是聖地的話）：一百年前，從那些古老的街道中走來了喬伊斯，更早一些，走出了王爾德。後來，有了全世界都愛的U2樂隊。實際上，地球背包客必備的Lonely Planet的兩個創始人也是來自於都柏林。

對於素未謀面的都柏林，我所懷有的強烈感覺來自於喬伊斯的《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和他的《都柏林人》。
然而，這個清晨街燈中的古老城市，這些沉甸甸的古老的石板街道，正是用來出走的。喬伊斯走了，王爾德走了，LP的未來創始人走了。

影片的女主愛麗詩也走了。
和很多出走的人不同的是，她並非真的不喜歡這個地方，只是這裡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而她，那麼年輕，聰明，又沒有羈絆。

我很喜歡的一部義大利電影《天堂影院》裡面有一句話（那第一個鏡頭我也記得，是一扇飄著白色紗簾的窗戶）：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人永遠不願意離開家鄉，一種人離開了就再也不願回去。

我一直都特別認同這句話。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個其實跟你出生在哪裡有很大關係。比如我有一些上海人朋友，真心永遠也不想離開上海。曾經有一個上海女生跟我說：「工作以後第一次出差，幾天後回到上海的時候，當我看到虹橋機場的燈光，眼淚都要掉下來了」。我當時覺得她好誇張，因為她出差去的是廣州，又不是非洲。當然，也是同一個女生後來跟我說：「我第一次去英國的時候，覺得這裡就是我的故鄉，後來去了澳洲，又覺得這裡也是我的故鄉——到最後我發現所有說英語的西方已開發國家都是我的故鄉」。

在Vogue雜誌傳奇女主編Diana Vreeland的傳記片《眼睛要旅行》里，DV說了一段大概是這樣的話：想要有一個好的人生的話，首先要出生在巴黎。這句話，我也深深認同。巴黎，倫敦，紐約。

愛麗詩去的是紐約。二戰後的紐約，依然歡迎來自全世界的人們。人們依然可以期望在這裡找打夢想中的一切。

說到紐約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再說，誰誰誰從這裡走了出來；相反的，所有的人，都是來到紐約以後，成為了他們自己。

愛麗詩是幸運的，人還未到紐約，工作和住宿都已經安排好了。是來自家鄉的一個牧師幫她安排的。她不用抱著簡歷去展覽館擠成千上萬人的應屆畢業生招聘會，或者扛著簡陋的行李舔著臉去親戚朋友家借住。從這一點來說，她簡直沒有資格談論背井離鄉的苦惱。百貨公司的櫃組長雖然嚴厲，但其實人很不錯；房東老太太人情練達，公正有效地管理著住宿的女青年們；同住的女孩們一開始笑話愛麗詩老土，不久之後也開始教她如何穿衣打扮，成為一個真正的紐約女青年。

愛麗詩是想家的。想家想到在百貨公司上班的時候都哭了。讓我想起遙遠的過去，從昆明開往上海的綠皮火車，兩天三夜的長途，有六個都要去南京大學報到的學生，四個男生，兩個女生。當列車啟動的時候，一個女生哭了，而另一個搞不懂她為什麼要哭。多年以後，四個男生裡面三個早就回了昆明，另一個回去十年後再出來，而兩個女生再也沒有回去。那個哭的女生走得最遠，不過，她後來一直把她媽媽帶在身邊。

愛麗詩後來不哭了，因為她開始上夜校，對知識的渴望和成為會計師的夢想讓她充滿了動力，而且，她還遇到了一個可愛的做管道工的義大利小伙兒，於是她轉為sunshine模式，每天都笑得合不攏嘴。

留在家鄉的姐姐的突然去世，成為這一切的轉折點。在回愛爾蘭前夕，愛麗詩在義大利小伙的懇求下去領了證，但是兩人並沒有告訴任何人。
小伙把她領到當時還是一片荒地的長島，告訴她他們一家在這裡買了地，要蓋幾座房子，會賣掉幾個，他自己準備留一個（但也是要出錢的）。他還說他們幾兄弟會開一家建築公司。

回到愛爾蘭，過去沒有的機會開玩笑似地都出現了。姐姐原來做會計的公司請她去頂替姐姐原來的職位，她還新認識了一個當地有身份有家產有顏值的高品質單身男。母親希望愛麗詩能夠留下來，單身男也對愛麗詩傾訴了愛意並希望她能夠留下來。愛麗詩沒有告訴大家她已經在紐約領了證，義大利小伙的來信她沒拆都放在抽屜里。她發現不知道怎麼回信。

直到一天，她過去工作過的雜貨店討厭的老闆娘派人把她招去，陰險地告訴她，有人在紐約的結婚公證處看見她了。於是她說「我忘記了這是個什麼樣的地方」，然後馬上回去定了回紐約的船票，回家告訴母親自己已經在紐約結婚了，留下給單身男的告別信，再次坐上去紐約的船。在船上，她教給第一次去紐約的女孩坐船的經驗。女孩說她會住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問她那裡是什麼樣子，是不是跟家裡一樣，她說「是的，就像家一樣」。

愛麗詩是幸運的，她找到了她的夢想所在，到達了她的彼岸。

這是1950年代的紐約。
在同一個時期，已經住在郊區的Revolutionary Road的「花園洋房」里，開著福特車，有一個年輕有為的老公和兩個孩子的愛波爾卻想要逃離這種生活，她想要去巴黎，成為一個演員。她最終也沒有去巴黎。（參考本公號前期文章《三個沒有去成巴黎的女人》）。

也是在1950年代的紐約。也是在百貨商場工作卻喜歡攝影的特蕾莎遇到了婚姻遇到危機的貴婦卡羅爾，最後竟然能夠住到一起，大約在歷史同時期也只有在紐約才能發生。

也是在1950年代的紐約，愛倫-金斯伯格成為垮掉的一代的帶頭人。克魯亞克寫了《在路上》，他從東海岸開車一路到西海岸，再從西海岸一路開回東海岸，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目的。他追求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彼岸，而是一種生存的體驗。在路上只是一種形式，心靈的摸爬滾打才是真正的旅途。

以前只喜歡60年代開啟搖滾模式和反戰、反文化運動的美國，現在我對那場青年反叛運動之前的充滿中產階級幸福感和自我滿足的50年代也非常有興趣。那孕育著所有可能性的時代，那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時代。

而我們的人生，無非就是在這裡，在那裡，在離開某些地方和去往某些地方的路上。那扇飄著白色紗簾的窗口，那些青石板的街道，那些柳色如煙的渡口，那些櫻花飄落的車站，那些鑲嵌在每一幢摩天大樓上的星光，那些羅列在機場跑道上的星光，一直在說再見，一直在等待我們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