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稱義，在當下，只能成為一個好軍人

1.

所有螢幕上的故事，舞台上的故事，都不是真實的故事；
所有被描述的體驗，被表達的體驗，都不是真實的體驗；
所有被講述的人生，被演繹的人生，都不是真實的人生。

所以，無論高清、3D、4D、全景聲……百年來企圖把最真實的感官體驗帶給觀眾的電影作為一門發展中的技術，無法帶來真實。

這似乎是窮盡當下攝影技術之極限，4K+3D+120幀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李安所想要表達的。

而電影敘事，似乎講的也是同一個道理。

不提文藝作品，即使是真實的事件，即便是直擊新聞畫面，甚至是當事人面對面的講述，都無法還原經歷這一刻的真實。任何歷史，只有置身在那一刻那一個處境中的人能夠觸及。就個人史的歷史文本而言，文本處境變得越發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讀者的處境。我們無法浸入他人的世界，掌握全部他的處境，以感知他的思想，這樣解讀歷史，讓歷史變成他者，而不是我們的一部份。但我們活在我們的世界中，以我們的處境解讀歷史，無論那是否是真實的歷史，但我們的感知是真實的，是自己的一部份。

可是，這種真實的體驗，恰恰背離了真實本身。

所有的身臨其境，都是讓外界的刺激進入我們的解讀模式，其實不過是自我與自我產生共鳴。我們無法浸入他人的世界，從他人的角度解讀，並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產生共鳴。

這種共鳴，是李安希望透過技術不斷達致的。但無論是在螢幕上，還是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這種共鳴。

2.

意義，需要的是一個整全的敘述。對記憶與接收的資訊進行篩選，過濾之後，將有效資訊組織成一個自洽的邏輯。

影片中的人物都在尋找意義，為這場戰爭尋找意義。

橄欖球、好萊塢、國歌、redneck、拉拉隊、英雄主義、資本主義……從來沒有被這麼多cliche的元素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密集轟炸過，這是一次美國主流話語體系的全面展示。每一個人物，都試圖在自己的世界中，找到與話語體系洽和的部份，並以此找到自己的立足之處。無論是經紀人、公關、商人、拉拉隊員，都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建立自我，並與比利林恩建立溝通，嘗試去解讀去理解他的遭遇。

比利林恩，在這個話語體系中，代表著英雄，這是他的唯一標籤。經紀人，透過好萊塢花無百日紅的現實，企圖將英雄的價值最大化。商人，以資本主義的精明與冷酷，企圖以最小的成本將英雄這個符號變現成最大的利潤。拉拉隊員，作為美國甜心，和國家英雄之間的情事是她個人價值體現，以及在提倡個人主義的社會中，賦予英雄戰鬥動力的最壯美的進行曲。

這是他們理解世界的不同視角，在他們有限的視域中，他們以為以己之力可以徹底剖析比例林恩。

但是對於比利林恩來說，伊拉克的戰爭生涯早已打破這套話語體系，真實的體驗無法透過任何敘事來消化，因而意義也不再存在。

當拉拉隊員絮絮叨叨透過自己的視角講述對比利林恩的理解的時候，只感到可笑。對於美國人來說，溝通最重要的形式，是彼此全然地打開並表達自我，滔滔不絕地將所有的情緒倒出。但是如果雙方根本不在一個話語體系，不在一個頻道里，這種傾訴有什麼意義呢？

李安認為，所有的表述都是無效的，因為你的話語和體悟，離不開既成的話語體系。唯一的溝通，只有浸入他人的世界。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疏離的，比利林恩看出去的世界，也是如此疏離。而與他接近一些的，或許只有那班共生死，共同經歷過同一段歷史的戰友們。

3.

真實的記憶，不可能是一個連貫的敘事。

正如比利林恩，記憶是碎片化的，不成系統的，隨時會因為各種意想不到的感官觸因而蹦出來的似曾相識。

但真實面對記憶，便無法構成一個有說服力的意義。

當一切顯得那麼不合理，當戰爭如此荒謬，當同胞的熱情回應只顯得傷人，當傷害到那唯一與之有切膚之痛的姐姐，回到戰場的意義在哪裡？

在美國愛國主義主旋律的話語體系中，他應當豪邁地繼續前進；
在人道主義精神的召喚與折磨下，他應當走到戰爭的反面；
在個人主義，或者是東方式的思維中，他應當離開戰場，回到自己真正在乎的人，值得為之奮鬥的人的身邊。

可是，這些碎片化的記憶只給他帶來衝突和矛盾，卻無法便利地給他指明一條可以心安理得走下去的道路。

二選一的抉擇，比毫無選擇難得多。在倫理、道德和責任的夾擊之下，比利林恩是分裂的，他無法做出選擇，是因為他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全然說服自己的意義。

最後他找到了平和與答案，雖然是痛苦的。在面對個人實存危機的時候，李安再一次以東方的智慧，或者說印度的智慧來提供出路。

I'm not proud of that, but I did what I have to do.

中場的比利林恩正如同大戰之前的阿周那一樣，在戰或不戰的抉擇中猶豫，俱廬百子作惡太甚不免一戰，但敵方卻有自己的長輩老師和親戚，若是與他們交兵也是不義。於是便有《薄伽梵歌》，天神毗濕奴的化身奎師那在其中啟示阿周那，一個戰士應當依法擔當起戰爭的責任，才是最重要的。

在現代複雜的人際社交網之中，你無法滿足所有相關者的倫理需求。李安展現出了美國主流敘事中的矛盾之處，一方面要求個人實現自我價值，追求個人夢想，但事實上所有的人都是被捆綁在一套既成的話語體系之中，要求各人融入其中。對於那個小鎮青年比利來說，這或許不是一件難事，或許一生渾渾噩噩，但至少在他的視野與處境之下，他的責任並不復雜。而對於一個駐紮伊拉克的軍人比利來說，太多的期許和敘事將真實的自我捆綁，他找不到自我，找不到實現自我價值的意義。

而李安說，或許一切並沒有那麼複雜。人對於自身意義的考慮，只需要在乎此刻，居其位，行其事。

所以最後，當比利拒絕姐姐的時候，他所說的不是什麼擔負家庭債務等等兒女情長的話語，將責任與個人追求融合，而是，因為我是一個軍人。這是他當下的位分，做一個好弟弟這個位分的時機已經錯過，要稱義，此刻，只有成為一個好軍人。

事實上，比利並無選擇。這個社會，正如中場秀一般，有歌手、有儀仗隊、有舞者、有贊助商、有後台工作人員、有在下面鼓掌歡呼的觀眾，而比利，他也有他的位置，那站在台上的軍人。為何他此刻會站在那裡，不過是他所從屬生長的社會有如此分工，不同的人在其職責之上，撐起整一個社會的秀，而必然或偶然，他此刻被安排到了那個位置。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在李安的世界觀之下，和種姓制度下的印度沒有分別。區別之處不過在於如何劃分個人分工與職責。在印度，剎帝利的孩子只能做一個戰士、婆羅門的孩子只能是一個祭司、一個農民的孩子必然是一個農民，一個賤民的孩子也只能是個賤民，血緣和種姓決定了他的位置。

當代社會，不過是將這一套敘事做的更細化而已，一個撐起的是種姓制度，一個撐起的是美國夢的愛國主義精神，維繫著這個社會的運作。

這個社會提供給個人生存價值的敘事並不真實，這是比利在中場秀中，在他碎片化的記憶中所領悟的，但他最終找到了自己的價值，盡好此刻當下的自己的職責。

4.

所以說，李安不過是再一次，在一個西方框架中，按進了一套東方哲學和思維。或許對於西方人來說，這顯得振聾發聵，但對於東方人來說，為了身為兒女、父母、職員、朋友等等的職責，而在不情願中盡著本分，找到安身立命的意義，不正是我們稀鬆平常的常態嗎？

或許此片對於我而言，唯一的啟示之處不過在於：不要迷信所謂的motivation，不要問為什麼，即便走到了半路，才後知後覺，也是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