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抑或反抗

所謂粗俗、危險、具有暴力傾向的無產者/第三世界族群，在七十年代歐洲對社會運動的記憶中成為充滿誘惑力的凝視對象。日復一日地生活在單調的中產階級生活中的女孩，無視學院派教師的要求，在畫紙上畫下了那充滿異國情調的令自己一見鍾情的臉龐，這看似微小的反抗是其此後從平庸生活逃逸的預言。沒有鋪墊也無需來由地墜入愛情，恰如墜入革命一般宛如五月的驟雨暴風。女孩的出逃宣告了與中產階級生活的決裂，把逃亡與叛逆的行為完美結合，讓那僅僅作為日常生活之消遣的大眾傳媒中的兇殺案，跳脫出景觀政治的範疇而變為自己的切膚之痛。
如果說異國血統的男孩用搶劫白人銀行的方式寄託某種對平等與解放的渴求，那麼這一渴求在他表述自己是如何恐懼兇殺時又顯得如此無望。那無法向愛人說出自己名字的尷尬與沉默，恰是無法發聲的「屬下」的表徵。年輕男女充滿激情的亡命天涯，最終在被國家機器圍剿的焦慮與恐懼中變為無路可走的絕望，那是他們的前輩在年輕時同樣經歷過的叛逆之夢的死滅。被拋棄的女孩輾轉在南歐與北非，在她眼前/筆下一次次出現的，有異國的文字、語言、鬥牛士和白色房屋，也有充滿敵意的原住民，以及用善意或慾求的眼光看待女孩的異鄉人，但這些物像在一次次逃逸過程中逐漸成為意義可疑的符號，而那曾經如此真實的愛人/慾望，卻終至湮滅無聞。
當六十年代末的狂飆突進被逐步收編，當思想與話語重新歸於平庸，個體依附於管理社會而女人依附於男人，作為生活在資本話語之下的女性個體，女孩的一次次行動都是逃避與反抗的矛盾體，因而當愛人的肉身死滅後，她最終的選擇既不是自暴自棄也不是回歸平靜的家庭生活，而是回憶起他們曾經的理想並轉向遠離中產階級社會的小島，這與世隔絕的空間既是對介入社會的逃避，也是對追隨「無產流氓」的亡命旅途的憑弔、延續，或另一種反抗的開端。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