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膚，藍月光 ——關於美國電影《月光》(Moonlight)

張泠

與同事尼克談及美國非裔導演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的電影《月光》（Moonlight， 2016），他說深有感觸，作為男同性戀，成長過程中經歷的孤單、歧視的痛苦……《月光》關於黑人男孩Chiron在邁阿密貧困社區成長所經歷的創痛。然而，有時美國輿論中的「身份政治」過於強調身份單一性，其實每個人都是多種身份的交迭，在這裡，則是階層、種族與性向：非裔貧困社區少年，在孤獨中逐漸探索自己的性傾向。但影片聲畫、情緒表達之誠摯有力，介入現實創痛之深刻，遠非這些標籤式描述所能概括。

去看《月光》之前，聽它飽受讚譽，不知是否出於人們對去年奧斯卡獎項得主全盤「白人化」的反彈，出於對少數族裔電影的關心愛護……一看之下，發現超過預期與猜測，編劇、導演和表演都比較含蓄，又不乏力道及對非裔貧困社區殘酷現實的介入：Chiron來自單親家庭，父親未出現過，母親吸毒；他則因性格柔和、孤獨寡言、舉止打扮不同而飽受同齡男孩欺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高中。電影之外的美國現實亦是如此，與眾不同的非裔男性在本社區所受的暴力更多——他們自相殘殺，很多年輕男性因暴力喪生。Chiron又是幸運的，有一位類似父親形象的成年男子胡安（Juan）保護他，在海里教他游泳（動作一如施洗），在他對母親絕望時收留他。然而，這位人生楷模是位毒販，當他訓斥Chiron的母親吸毒，自己也被反駁得啞口無言。

通過主觀鏡頭與音景，影片呈現的敏銳感官經驗，都是通過Chiron的主觀觀察與體驗。於是，觀眾不安著他的不安，恐懼著他的恐懼，孤單著他的孤單。強烈的代入感，令觀眾在意人物充滿創痛的精神旅程。也因為，這些都是原劇作者Tarell Alvin McCraney（他的舞台劇本原名《月光下黑男孩看起來是藍色的》）與導演的童年經驗。他們1980年代生長於邁阿密的同一非裔貧困社區之單親家庭，上同一小學，母親都有古柯鹼毒癮（且為愛滋病毒攜帶者），也都有在學校被凌霸的經驗。家中時而沒有食物，或缺水斷電。McCraney 童年時，也的確受到一位毒販的保護，並被教會游泳。Chiron的故事，幾乎是他們自傳性的私密記憶。飾演胡安女友泰瑞莎的非裔歌手演員Janelle Monáe拍攝時落淚，因為片中這些人物，就是她故鄉堪薩斯城中的親戚朋友，有的販毒，有的因性傾向不見容於世而痛苦不堪。

編劇也稱這些記憶為「美好的噩夢」，因為這些童年經驗經記憶過濾後，是邁阿密海灘、棕櫚樹和高遠的天空，光線明亮，色彩絢爛。導演詹金斯在童年、少年、成年三段敘事影像中試圖模擬富士、艾克發與柯達膠片的底色與影調。美景令人間現實更赤裸殘酷。攝影也著重表現人物在陽光和汗水中的皮膚質感，黝黑發亮，飽滿，似乎浸透著情緒。而影片開端有個接連好幾週三百六十度的長鏡頭，展示空間與人物調度，輕微的眩暈感，有些王家衛/杜可風風格。

        《月光》三段式敘事結構的靈感，詹金斯說來自侯孝賢電影《最好的時光》（2005），尤其撞球室一場——他在弗羅里達州立大學學電影製作時，休學一年，博覽電影雜誌及世界影片，尤其亞洲電影。除了侯孝賢，在《月光》中也易看出王家衛《春光乍泄》與《藍莓之夜》的痕跡。此處使用的西班牙歌曲「Cucurrucucú Paloma」曾出現在《春光乍泄》；多年之後Chiron與凱文在深夜餐館的重逢，凱文細心給老朋友做一盤菜，像《春光乍泄》中張震與梁朝偉飾演的人物，或《藍莓》中咖啡館裡兩人深夜的重逢。閃爍的眼神與微笑，欲言又止的微妙曖昧，介於知己與戀人之間，無論同性異性，紀念青春期因極度孤獨、一度親密而狂喜的瞬間。老友重逢，也伴有1960年代黑人女歌手Barbara Lewis的經典之作「哈囉 Stranger」——詹金斯在拍攝現場放此歌，營造氣氛。

        《月光》令人們驚訝之處，也在於出現一種完全不同於以往非裔題材影片粗糲生猛氣質的優雅寧靜。成年Chiron超級男性化的外表掩蓋著不安全感，內化的情緒在平靜表面下暗流洶湧。是否苦難一定要用紀錄片式自然主義方式才更接近現實？是否美學化視聽風格是布爾喬亞情調、對現實苦難的悖離？這些都是可以思考與討論的問題。導演詹金斯也清醒意識到：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電影是一種特權的行業與藝術形式，本質上遠離貧困社區的人們，因為即使獨立電影也需要大量投資，「中產階級白人男性」也更易獲得資源。表現邁阿密非裔底層人的電影，也要由紐約白人投資拍攝和發行，而且據我的觀察，去藝術影院看此片的觀眾，也是中產階級白人中老年觀眾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