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人也有父母？

《托尼·厄德曼》說的是一位三十幾歲的德國青年女性，事業有成，在某大型諮詢公司的布加勒斯特分部上班，做到了中高層，工作繁忙很少回家探望父母。她的父親是個古怪的人，離婚後也很少見到女兒，和愛犬一道生活。狗狗去世後他決定給女兒的生活重新找回幽默，於是從德國來到布加勒斯特找她並製造了很多尷尬和笑料。

倘若把本片只當成一個普通的家庭溫情喜劇，並站在女兒的角度來看，甚至也許能找到很多共鳴。但這部電影在其他方面給我的負面衝擊更大。因為電影的設定，我看到的更多是這對父女作為一對佔盡財富和資源優勢的中產階級，以一個居高臨下的態度「享受」生活，「尋找」所謂快樂。片中的女兒，在諮詢公司上班，主業是幫其他的企業「精簡人員」，也就是幫他們裁員。電影裡不止一次地提到，布加勒斯特是一個不太富裕的城市，但有一個全歐洲最大的商場。電影前一秒還在說這事，說布加勒斯特的人在自己的城市都消費不起，後一秒，女主角就帶著大使的妻子去大肆購物。

更具體一些說，女主角的父親經常去她公司或者其他工作場合找她，戴個假髮啦，謊報身份啦，等等，給她點小驚喜什麼的，主要還是製造笑料。這事情本來是有點煩人的，有點影響工作吧，怎麼辦呢？當然是交給自己的秘書處理咯。於是她的秘書，一個年輕的姑娘，看上去很認真，也對自己的工作很看重的人，成了一個跑腿的，幫上司給老爸找旅館，幫上司看房，給上司把髒衣服和自己的對換，等等，結果她的老闆還是對她「老是板著臉」，態度很差。我在觀影途中一直想，如果這部電影是站在秘書的角度講故事，會不會變成一部特別慘的羅馬尼亞現實主義電影。這樣一部大部份攝於羅馬尼亞的片，女助理是隨意使喚的跟班加保姆，男同事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性工具，失業的工人是工作中的一個數據，布加勒斯特的貧困是談資中的笑柄，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

一部電影的講述角度真是太重要了。我不認為這部電影在台詞、故事、拍攝方法等技術層面有什麼大問題。但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在這些年影展宣揚中產階級人性論的電影層出不窮的情況下（連蒙吉都開始拍中產的故事了，略吃驚），還是顯得太誇張了。電影前一秒還在說女主角去了郊區的工廠狠下心腸解僱了那裡的工人，下一秒她就回到自己豪華的公寓裡開了一個裸體生日派對，我實在沒法從這裡看到一點點溫情，只有冰冷。可別告訴我唱一首歌給陌生的一家人聽就是「溫情」了，那首歌，是安慰了他們，還是安慰了父女倆自己呢。

今年坎城主競賽單元還有另外兩部羅馬尼亞電影，是羅馬尼亞導演自己拍的。所以我很好奇，蒙吉、普優以及眾多來自羅馬尼亞的記者們看完這部對自己國家嘲諷得如此明顯的電影，會作何感想呢（當然誰要管他們怎麼說，現在的媒體無非都是英美法話語權的天下）？如果中國同胞們對羅馬尼亞感到陌生的話，設想一部講述蘋果高層到中國出差、白天去富士康對工人指指點點、晚上去花天酒地的電影，看會是什麼反應？

電影開始半小時之後我就笑不出了，面前展示的每一段戲都是如此。我很失望，更多是吃驚，因為我真的想不到宣傳如此價值觀的一部電影，能在影展獲得這麼多共鳴。

說到這，就不得不提一下西恩潘的《最後的模樣》了。這部令人髮指的電影，從第一行字幕起就讓人不忍直視，非洲戰火連天，流血漂櫓，竟然要從兩個白人「救世主」談戀愛這樣一個角度來講，還充斥著各種悲天憫人的慢鏡頭、淒涼的配樂，一種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心態令人作嘔。可《托尼》何嘗不是如此？被解僱的工人，被壓榨的下屬，他們只是沒有在螢幕上流血，所以他們的痛苦就可以被輕描淡寫，被主角和父親的所謂溫情「順便提提」嗎？歐洲的經濟狀況如此不景氣的今天，丟掉工作其實和被判死刑沒有區別，尤其在羅馬尼亞和其他東歐國家，在德國和整個歐盟的衝擊下只能被大企業指指點點。解僱幾個人，對《托尼》的主角來說只是工作的一部份，但對於因此失業的工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會被逼上絕境，但不論是《托尼》的幾個有錢主角，還是這部電影的創作者，甚至還有那些被本片的「溫情幽默」衝昏頭腦的觀眾，工人的生命，對他們來說算什麼呢？

影評人們對西恩潘極盡嘲諷，卻對托尼大加讚揚，在我看來，這兩部電影的核心是一樣的。只不過托尼把這種「白人救世主」的思想隱藏在一個「宇宙大愛」的外衣下，讓大家看不清了。但一定要做的那麼明顯，才能讓大家破口大罵嗎？這種隱藏，甚至是一種更惡劣的行為，那些成為溫情故事背景板的東歐人，才不是導演作為「諷刺」的手段，他們的存在全都是為了兩位主角找到自我，換成任何人都一樣。不知道主角去了麥肯錫，會不會繼續欺負她的亞洲下屬，然後等老爸來救呢？取笑這些背景板角色真的很容易啊，也沒人會感到任何不舒服，創作者對他們的態度一目瞭然。

所以我很高興，肯·洛奇的《我是布萊克》有點意外地拿下了金棕櫚。據老搭檔編劇保羅·拉夫蒂在發佈會說，其實本片的創作初衷是他了解到有許多身患殘疾、精神疾病的人，他們無法工作養活自己，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領救濟困難重重，這些曾經為社會做出貢獻、創造財富的人，在需要幫助的時候遭到了拋棄，甚至連活下去都成了難題。但最後電影為了故事的講述，還是選擇了兩個更普通的人做主角，只是把布萊克的妻子設定成了精神疾病去世這樣一個背景。肯·洛奇也說，現在的社會愈發有一個趨勢，讓大多數人都認為失業的、貧困的人，是他們「自作自受」的，是因為他們不肯找工作，懶惰、愚蠢，自找的。而《我是布萊克》中的兩個角色，一個是工作了大半輩子的木匠，因為身體原因被迫需要領救濟，另一個是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需要照顧孩子無法全職上班，也被迫去領救濟，兩人因此結識，並互相幫助。他們都是社會中最善良、最勤勞的人，卻被踩在了最底層，無法抬頭哪怕呼吸到一點點新鮮空氣。電影拍出來，讓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到，這不是他們的錯，這是整個社會體制的問題，故事不僅僅是為了讓觀眾哭，讓觀眾笑，更是為了激發觀眾心裡的憤怒，讓更多的人去拷問問題的根源。

當然，如果觀眾相信自己力量的話，還可以想想怎麼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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