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辜者》：不可掩蓋的愛與黑暗

（芷寧寫於2016年11月5日）

有人說，女導演安妮·芳婷將影片《無辜者（Les innocentes）》拍得有美化法國人之嫌，提出這種觀點的，大概屬於敏感型，這部影片其實沒提出多少強加於觀眾的觀點，也很難說，救助無辜修女的紅十字會女醫生是法國人就是在美化。
影片伊始就打出了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字樣，至於還原了多少，不得而知，但至少有原始事件的基礎。戰爭施加於手無寸鐵的女性身上的災難往往更多一重，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同樣身為女性的醫生馬蒂爾德，對同一個修道院的修女被納粹和前蘇軍人輪番蹂躪的慘狀，有同情心，這似乎不能算是什麼出離人之常情的事，說美化似乎有強行貼邊之嫌。影片也在過場戲裡，再現了馬蒂爾德對於弱小的愛心，如平日裡看上去不苟言笑的她，會對在街頭亂跑無依無靠的戰爭孤兒們露出笑臉。
戰爭會放大人性的缺點，猥瑣者愈發猥瑣，有理想者會為維護其理想而付出很多，迷惘者或許繼續迷惘，也或許會遇事而猛醒，這全看個人造化。戰爭中人性的畸變之一，也體現在突然手握生殺大權的那類人身上，突然的膨脹，讓他們為所欲為，因戰爭這個怪物的孵化，激發了和平時期藏匿起來的惡，他們似乎不再是某個母親的可愛的兒子，而是來自地獄的惡魔，在神聖的地方也敢撒野，而且不止一次。
二戰中的波蘭，夾在德國和蘇聯之間，常常被左欺右凌，正規軍隊尚且被野蠻的槍決坑埋（見《卡廷慘案》），何況柔弱的修女，片中所呈現的悲劇似乎是戰爭留給這片苦難土地的又一個創傷，位於華沙附近的修道院尚且如此，其他地域可想而知。只是發生在戰時的此類事件因其不光彩，而不願被言說，繼而很可能就會湮滅，其中黑暗的部份，也會被隱藏，自然，有愛的部份也會被隨之掩蓋。
男人施加的慘痛經歷固然可怕，但由信仰觸發的悲劇，是這個事件里更為黑暗的部份，古斯塔夫·勒龐說：「所謂的信仰，它能讓一個人變得完全受自己的夢想奴役。」修道院長對無辜幼小生命的「處決」方式，在她看來是符合信仰的（其實是掩蓋惡性事件，想繼續維繫修道院），卻不合人道，更是犯罪。
影片採用了小視角、小格局來表現這一往事，從而令敘事結構來得非常簡單，這其實是在避免因太多混雜的發聲而令事件本身失聲，讓不齒的事件本身來說話，這似乎是芳婷的執導思路。片中雖有生產時的痛苦嘶吼，但影片的整體呈現還算靜謐安寧，那些「上帝的女人們」在遭遇不幸之後，除了個別產生了信仰波動外，她們中的大多數依舊晨歌暮頌，安心修心，戰戰兢兢或逆來順受地接受著那些突降的災難，在平白無辜地被升級了身份之後，自然也會產生一些新的情愫，然而在老院長主持下的神性大於人性的地方，母性的存在幾乎沒有空間，故而自殺的悲劇不是偶發，而是必然，副手瑪利亞的「上位」也變得順應現實和時代需求。
除了那個素昧平生的女醫生，似乎沒有人真正關心那些高牆大門背後自生自滅的女人們，包括她們的至親，那些血緣們大多都是冷漠的。片尾雖流露出了希望和暖意，但那冰天雪地裡提籃遺棄一幕的冰冷，卻似難以回暖的冰點，提醒著人們，有些事情，不能被掩蓋。
（雜誌約稿）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