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命直播：遊戲中的人性、實名制和科技是非觀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文 | 波波夫

「多數暴政」一直是西方學者的噩夢。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評價共和制就是一場非正義的集體暴政，到近代的盧梭始終堅持民眾易於被蒙蔽，更不用說托克維爾主張賦予法學家以權威來對抗直接民主帶來的大眾躁動。

西方菁英對於多數暴政的擔憂也投射到電影、文學之中，誕生出源遠流長的反烏托邦情結。最近上映的「玩命直播」（英文名NERVE)正是好萊塢電影菁英對於科技失控所引發的多數暴政的又一心病。

「玩命直播」架構了一個虛擬的直播遊戲——NERVE，參與者可以在玩家和粉絲的身份之中二選一，粉絲擁有對玩家設定遊戲任務的權利——比如親吻酒吧中的一個陌生男子、去百貨公司換上指定的禮服、甚至在數百米的吊塔上高空懸掛，如果玩家完成任務，則可以贏得粉絲眾籌的獎金，任務難高、獎金額度就越大。

遊戲的參與者，全部匿名，沒有退出機制。這部電影的女主角Vee，在一次偶然加入遊戲前後，經歷了人物身份的反轉，從循規蹈矩的媽寶乖乖女化身為先鋒青年：紋身、搭訕、偷衣服、高空行走。隨著劇情的深入，才發現男主角Ian正是這一遊戲的第三種身份——囚徒，Vee亦發現哥哥正是死於這一遊戲。

劇情張力正是建立在這一遊戲的規則基礎之上，Vee和Ian之間只有一個勝者，只有一個人能活著離開。這也是一個看似公平的世界：玩家們從粉絲中獲取榮譽和獎金，但也會為此付出代價，輕則掉粉、重則送命，而粉絲則通過對玩家的任務設置獲得操控感和滿足感，就像是一場魔鬼和天使的交易。

這與中國用戶所熟悉的直播平台如此不同，儘管國內直播也狗血不斷：夫妻直播燒車無法控制火勢求援119；為增加入氣主播不惜吸食毒品而身陷囹圄；遊戲女主播吃飯空隙把鏡頭對準熟睡的女閨蜜如此代班。中國的直播平台所體現的，更多的是一種演員與觀眾之間的「觀看」關係，粉絲與主播之間更多是打賞、仰望的單向度關係，粉絲對主播的控制力遠小於主播對粉絲的吸引力。

相比中國直播平台里失衡而又扭曲的「粉絲-偶像」關係，在「玩命直播」這部電影中，NERVE直播遊戲的玩家和粉絲，則是赤裸裸的「交易關係」，粉絲和玩家之間早在註冊的那一刻便達成契約，這種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設定，則賦予了NERVE直播遊戲更多隱喻——一個遊戲化的世界裡上演的可能亦然是，古羅馬鬥獸場上奴隸主與奴隸的血淋淋的壓迫、一人一票制度下多數對少數暴政的現代民主的頑疾以及對匿名制放大人性暗黑的控訴。

是的，整部電影把實名制當作對抗網路多數暴政的解藥。女主人公的弟弟，在駭客幫助下侵入遊戲後台，暴露用戶真實身份，迫使玩家和粉絲處於恐懼而非良知，一一退出遊戲。豆瓣對「玩命直播」的評分是三星半（6.6），所缺失的一星半也許正是這裡（豆瓣評分系統也是多數決定機制）。深刻性的缺失並不僅僅因為結局的皆大歡喜，而是導演對於科技的陌生，它可能誇大了實名制阻止邪惡的力量。

2007年，韓國為了防範網路暴力（主要是網路空間的誹謗、謠言和侮辱性評論）頒布網路實名法案。2012年，韓國的八位大法官一致裁決這一法案破壞了言論自由，最終決定廢除該法案。韓國憲法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匿名或化名意見表達允許人民就多數意見發表批評，而無需屈服於外部壓力。即便網路匿名制存在副作用，也應該因為其憲法價值而受到嚴格保護。」

「玩命直播」中最終射向女主角的子彈里並未填充炸藥，也為遊戲本身作出了辯白，遊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