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展開的歷史摺扇，合上是孤獨的歌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開始寫文之前，打開音樂，放了一首坂本龍一的曲子《The Last Emperor》。

下一秒就可以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故宮，紅牆黑瓦，雕欄玉砌，陽光一寸寸地打下來，照在木製的窗欞上，空氣里浮動著的塵埃一點點聚散，陳舊古老的宮殿裡依然莊嚴而輝煌，不滿3歲的溥儀就在這裡登基。他的腳下是臣服於整個朝廷的人們，他們匍匐在宮外，用謙卑而恭敬的叩首，來表達對這位皇帝的敬意。

或許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至高無上的榮譽與權力，但對於被捲入歷史漩渦中心的溥儀來說，這是漫長囚禁的開始。

只是年幼的溥儀還不懂這些，他有些不耐煩這些無聊的儀式，他站在寶座上拼命地揮動著袖子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對於權力和臣服這種虛無的東西，他並不感興趣。千萬人的行禮，不及一隻蟋蟀更吸引他的注意力。

他享有著皇帝所擁有的一切。包括最大的宮殿和最深的孤獨。

我真的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嗎？洗澡的時候，這位三四歲的孩子天真地問著身邊的人。

當然了，皇上是天子，幹什麼都行。這是他得到的答案。

然而，事實上，一切都在以一種相反的狀態進行，他不能決定什麼時候時候回家，不能決定是否要洗澡，不能決定今天吃什麼。

身旁的俯首和恭維曾經讓年幼的溥儀信以為真，直到他爬上城樓看到故宮以外的那一個世界，那一刻，他發現他無從掌控所有的事情。人們只在身體和語言上臣服於此，唯一保留空白的是心裡還有行為。因為那裡除了自己無人可以窺見。這種隱蔽的方式似乎保存了千年，它既在安全的限度之內，又讓自己沒有任何損失。

這些藏匿在無人應答的質問里，藏在不肯為他打開的朱紅色的城門裡，藏在故宮的一片大火之中。儘管所有人向他跪下，低頭不語，唯唯諾諾，因為他們都用著最安全的方式，最低廉的代價，保全著自己最大的利益。

這個寂寞的男人用其一生的追趕，卻始終被時代甩在後面，被迫站在了歷史的對立面。儘管他一路都在奔跑，卻終究無力追趕上任何一場與他有關的離別，追趕不出任何一扇為他關上的門。

年幼之時，他錯失著與奶母最後見面的機會，他在宮裡悠長的小路上追趕，陽光從外面打了進來，只有三分之一照在了紫荊城的牆上，三分之二的部份被另一堵牆遮住了，溥儀的腳步後面，都是陰影。成年之後，他在冰雪裡追趕，卻沒能見到婉容最後一面。大雪落在他的肩上，有人為他披上了大衣，那是僅僅是出於地位的懸殊，而非真切的敬意。

就在這時，坂本龍一的音樂響了起來，恢宏而古典中，是揮之不去的悲傷。

其實我並不怎麼喜歡歷史，這可能與教科書有關。它對事情經過簡單而直接的表述，它對意義生硬的評判，它對人物的界定和偏見，它對每一個知識點過份的糾結從而缺乏上下的聯繫和宏觀的敘述。彷彿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勝利和失敗，退步和前進早已以歷史的邏輯書寫完成。

對於溥儀的印象，是他的三次稱帝，三次投降。無論哪一次，都可以將他自動歸到「壞人」這一列。只是我不知道的是，他還是個孩子時就被慈谿太后立為了皇帝，無法決定皇宮裡的大多數事情，國民黨背信棄義掘開了滿洲的皇陵，他轉而投靠日本人，試圖藉著日本的力量來重新恢復華夏，卻被逐漸架空掉權力，他在國會上憤怒地說，滿洲國和日本一樣是平等的，卻沒有人聽，留下一臉頹然的他孤伶伶地站在大廳之內。

他的一生都被歷史給牽絆著，多年的皇帝生活讓他在骨子裡天然有一種無知狂妄的性格，但看到底，他終究可憐可悲，明明至高無上，卻又無法動彈，明明心存憐憫善良，卻又被人利用泯滅，最後孱弱無力，成為一個庸人。波瀾壯闊的歷史把他推到了風口浪尖，三起三落，他早已成了一種象徵。歷史會把功過、成敗計算得清清楚楚，卻很少會注意到一個人的孤獨和失意。

所幸，導演貝托魯奇注意到了。

寒假裡，陰錯陽差地去了一次北京。帶著不計後果的冒冒失失和小心翼翼被自己按耐下去的惶惶恐恐，結果怎樣不怎麼重要，只是為了不會後悔而已。那幾天是個好天氣，北京天很藍，陽光開得正盛，北方的風，乾燥而凜冽。在北京轉悠，穿過一扇又一扇大門，走過一座又一座宮殿，滿腦子都是坂本龍一的音樂。

這個才華橫溢的男人在1983年的夏納影展上和貝托魯奇相識，受邀創作《末代皇帝》里所有的音樂並飾演著日本派來的幕後黑手甘粕，拍片的時候，他固執地將甘粕的剖腹自殺改為槍殺，以此來維護著日本人的尊嚴。這位不想定義自己的奇才有著自己獨特的反抗方式。傳說中，他在當時日本群眾抗議安保條約時，在巨大的人群之中，用鋼琴旁若無人地彈著德彪西。

而然溥儀的反抗卻註定了失敗。1950年，東北中蘇邊境，他把自己關在一間房間裡準備自殺，卻沒能成功。隨後他被送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從愛新覺羅·溥儀變成了「編號981」，儘管如此，年幼烙印在他性格裡的依賴、任性，讓他無力獨自面對一切，他試圖用著自己昔日的身份做最後的掙扎，他依然維持著一個皇帝的尊嚴，卻無人在臣服於此，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掩蓋事實的自我保護被歷史駁斥地啞口無言。只是，溥儀知道的事實，也只是部份，當播放日軍在哈爾濱建立細菌實驗廠的時候，他在人群中緩緩地站起來，茫然而震驚。

那是他曾經身處的地方，卻是他不知道的真相。

戰犯管理所的所長說得沒錯，溥儀的確比他早離開。皇帝溥儀變成了花匠溥儀。走在北京的街頭，不知道溥儀會不會覺得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歷史又把他帶到了自有的循環之中。1967年，紅色風暴捲席全國的那一年，最高首領的肖像塗滿了整個牆壁，文工團里漂亮的女孩子面無表情地跳著革命舞蹈，就連交通，也荒誕地變成了紅燈行綠燈停。歷史開了諷刺性的玩笑。看著那些舉著紅旗，喊著「造反有理」的遊行隊伍，已經年老的溥儀感嘆了一句：「他們這麼年輕。」

他沒能救下曾經對他諄諄教導的所長，而是被惡狠狠地推倒在一旁，。好多年過去，他的反抗還是沒能改變點什麼。

他重新回了一趟紫禁城。那是他曾經做夢都想出去的地方。如今進去先要買門票。他在龍椅後面找到了年幼藏匿的蟋蟀罐子。那是他登基那天，一個大臣送給他的。光芒退卻之後，這變成了囚禁他一生的隱喻。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