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標籤化的產物

「親愛的聽眾，每當有人問我為什麼憎恨圖西人，我就會說，看看我們的歷史吧。圖西人是比利時殖民者的走狗，他們偷走了我們胡圖人的土地，還鞭撻我們。現在那些圖西族叛亂者，他們又回來了。他們是蟑螂，是殺人犯。盧安達是我們胡圖人的土地，我們人口佔多數，他們是一小撮叛亂者，入侵者……」

        這段來自電影《盧安達飯店》的台詞是二十二年前震驚世界的盧安達大屠殺發生前由極端胡圖族人控制的電台煽動屠殺的動員廣播。1994年4月7日開始的短短一百天的時間裡，盧安達的胡圖族極端勢力屠殺了八十萬人，被他們屠殺的人不僅僅是被他們在廣播裡稱為「蟑螂」和「殺人犯」的圖西族人，還包括政治對手和同情圖西族的溫和派胡圖族人等等。
電影《盧安達飯店》劇照
而真實的場景卻比電影血腥得多：
鏡頭下的大屠殺場景部份大屠殺遇難者遺骸

        人們說這部電影就是非洲版的《辛德勒名單》，但這與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同的是，德國人利用集中營和毒氣室以及龐大的官僚體制，形成了少數人對多數人集體屠殺的工業化屠殺模式；

    而盧安達大屠殺中，殘忍的行兇者們用雙手操起的大多是砍刀，大屠殺的受害者很多是他們認識的人，鄰居，甚至是親人、朋友……

     撇開兩部電影中人性的光輝與陰暗不說，講講胡圖族與圖西族的淵源以及大屠殺的大背景。

    盧安達是非洲中東部的一個國家，全稱盧安達共和國，位於非洲中東部赤道南側，內陸國家。東鄰坦尚尼亞，南連蒲隆地，西和西北與剛果交界，北與烏干達接壤，國土面積26338平方公里。境內多山，有「千丘之國」的稱謂。

        
        雖然盧安達85%的人口都屬於胡圖族人，但是佔人口比重很少的圖西族人卻一直佔有優勢。殖民者到來以前，基於兩個民族的社會分化是廣泛存在的。圖西族人一般被認為屬於國內社會的貴族或上等階層，而佔人口大多數的胡圖族人主要從事農業。

   19世紀後半葉，國王（姆瓦米）基格里·魯瓦布吉里基本上統一了盧安達全境。建立起由軍事酋長、土地酋長和牧民酋長組成的地方行政機構，各級酋長的權限和任期，均由國王決定，從而實現了高度的中央集權。與此同時，圖西人統治者對胡圖人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封建保護制度，即「布哈克」（指「牛群契約」或「放牧契約」），宣稱國王是牛群和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也是最高的保護人，並以此建立起國王對酋長、農牧民的保護關係，使廣大胡圖人農牧民降到農奴地位。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德國在盧安達建立殖民統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比利時殖民者的到來，歐洲殖民者以科學的名義把所謂的「種族優劣論」帶到非洲，帶到了盧安達。殖民者認為圖西族人比胡圖族人「智力水平更高」，比胡圖族人更接近於「歐洲人」。殖民者把傳統的社會階層分化變成了類似於種族隔離的社會管理系統。種族身份被印在身份證上，圖西族人在社會中漸漸享有更多的特權，胡圖族人則受到更深的壓迫。
殖民者區分兩族人的方法

        比利時殖民者將胡圖人和圖西人按照鼻子大小、身高和眼睛的類別區分開來，另外一種區分的方式是按照他們擁有的牲畜數量多少。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高潮，長期受到壓迫的胡圖人革命推翻了圖西人的統治地位，雖然這並沒有徹底改變兩個民族之間近乎於種族隔離一樣的社會現實，但是佔人口大多數的胡圖人奪取了政權。胡圖人建立的專制政權使得很多圖西人變成了難民，從盧安達逃到附近的國家（蒲隆地、坦尚尼亞、烏干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在烏干達，圖西族的逃亡者建立了一個名叫盧安達愛國陣線的流亡組織，1990年開始入侵盧安達，這也就是大屠殺發生的重要歷史背景——盧安達內戰。

   1993年8月，在周邊國家的調停和壓力下，盧安達政府和愛國陣線在坦尚尼亞北部城市阿魯沙簽署旨在結束內戰的和平協定。即將到來的和平令盧安達政府高層中的極端勢力感到恐懼，他們逐漸對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總統感到不滿，認為他在與愛國陣線的談判中讓步太多。

    1994年4月6日晚，盧安達胡圖政府的總統朱維納爾·哈比亞利馬乘坐的飛機被擊落。胡圖族極端分子指責圖西族的盧安達愛國陣線策劃了這起空難，這便是大屠殺發生的導火索。

    被國際社會定性為種族滅絕的大屠殺有很多，我們或許天真的以為人類的文明已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一次又一次的針對種族和宗教分歧的暴力衝突卻總是讓人不寒而慄。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境內的亞美尼亞人的驅逐和屠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從盧安達大屠殺到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對平民的屠殺，從1971年巴基斯坦軍隊血腥鎮壓孟加拉獨立運動，到1995年波士尼亞戰爭期間的斯雷布雷尼察屠殺，所謂的「現代文明」的「進步」無法解釋這一次又一次的悲劇，而導致這些悲劇的深層原因卻從未真正遠離我們。

    研究種族屠殺的學者Gregory Stanton認為，悲劇的醞釀階段一般分這樣幾個步驟：種族區分、符號化表現、非人化的隱喻，組織動員、兩極分化和物質準備。

   首先，種族、宗教、地域、歷史、語言等的差異在人們的觀念中被不斷強化，從而彷彿在社會中豎起了一道道高牆，將人們按照不同的族群區分開來。

   一系列不同的符號和標誌被用來代表不同的族群。最常見的例子就是納粹標志和二戰時期猶太人被要求佩戴的黃色大衛之星以及上文提到的「種族身份證」。
猶太人的種族身份證

   施暴的族群往往會用一系列非人化的隱喻來指代受害的族群。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圖西人就被胡圖人稱作「蟑螂」，並在廣播中宣稱：「如果我們不能消滅這種社會『頑疾』（圖西人），它將消滅我們所有胡圖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者都是通過貼標籤的形式以進行區分。人總是很容易被標籤化，例如二戰中德國人與猶太人，文革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現在的中國人和日本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就是一個標籤。我們給自己貼上標籤，給別人貼上標籤，所以這世界的紛亂，從未停止。為什麼仍有人樂此不疲地貼標籤？因為大部份的人懶啊，標籤能夠讓人快速識別，避免消耗過多的精力。

   然而大家似乎忘了，我們首先是一個個體，擁有不同個性不同特徵的個體，然後才是某個民族某個國家的。民族的特點，國家的特點，不能籠統套用到某一個具體的人。
如今的盧安達首都基加利

       如今，聯合國將盧安達大屠殺開始的日子，每年的4月7日定為反思盧安達大屠殺的紀念日。今天，學校裡的盧安達學生和老師聚在了一起，又重新講述了當年痛苦的經歷。末了，一位親歷了大屠殺的人說：「為了讓這樣的悲劇一定一定不要重演，我們就不能忘記。忘記很容易，記憶卻很難。而為了盧安達，我們選擇寬恕，只有寬恕，我們才有希望。

附：2014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人不能好了傷疤而忘了痛，只有更好地了解和銘記歷史帶來的傷痛，才能更珍視今天的和平。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