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是不會停的

同樣的「會挽雕弓如滿月」（冷峻克制蓄勢待發），同樣的「一江春水向東流」（意味深長綿綿不絕），《我，布萊克》之所以能勝過《托尼·厄德曼》，依我看，並不在於主題更鮮明更討巧（所謂的「政治正確」），而在於肯·洛奇拍出了一種西西弗斯式的高貴。

如果單以政治標準來衡量，《我，布萊克》多少有些民粹主義的色彩，即使它是以人文主義的口吻來表達意旨。要說民粹主義受坎城歡迎是難以想像的。所以，這根本不是左翼右翼或者菁英民粹的政治問題，而仍然必須是一個文學藝術的問題。

好的作品，有機會成為偉大的作品，一定是把個人的經驗寫成人類的經驗，把社會的經驗寫成時代的經驗，把民族的經驗寫成世界的經驗。或者用王國維的話說，它得寫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本片的「人人心中所有」，是人之為人的高貴與尊嚴。

儘管普羅泰格拉很早就指出「人是萬物的尺度」，雨果仍然發現「有一種怪物附在人身上」，「它在人的頭頂來來去去，用一種兇殘卻又平和、安詳卻又苛刻、無可言狀的態度在踐踏他，蹂躪他」；波德萊爾也斷言「每個人的背上都背著個巨大的怪物」，「它用有力的、帶著彈性的肌肉把人緊緊地摟壓著，用它兩隻巨大的前爪勾住背負著的胸膛，並把異乎尋常的大腦袋壓在人的額頭上，就像古時武士們用來威嚇敵人而戴在頭上的可怕的頭盔」。

這個怪物，可以是很多東西，可以有很多形態，它存在的意義和目的，無非是凌駕於人之上，把自身變成人的尺度。可怕的是，很少有人對這隻怪物表示憤怒，他們可能並沒有發現，或者發現了卻認為這怪物本來就是自己的一部份。

布萊克也是偶然才發現了這個怪物，在他渾不知情地受它支配循規蹈矩了許多年之後，妻子離世、疾病纏身都沒有令他失去人生的希望，他開始為了籌謀接下來的生活與之展開艱難的博弈。不幸的是，遊戲規則是由對手制定的。布萊克很快發現自己成了「網中人」、「套中人」，並且對手始終以一種理直氣壯的姿態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中。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樣，只能上山、下山，除此之外，別無出路。人生突然陷入一種極端荒誕的境地，一切都理所應當，一切又都無可奈何。此刻，人生的第三重悲劇性便如滔天巨浪洶湧而來了。

貧富的形成往往由於機會，在社會的成員中，分得財富最少的人也正是最需要照顧的人，而社會福利機制對他們恰又苛求最甚，這樣是否合乎情理呢？在人的尺度以外所建立的種種規則到底是為了造福於人，還是為了刁難於人呢？誠然，這些規則可以過濾掉一些投機取巧的人，避免了公共資源的浪費。但是，規則一旦裹挾了偏執與偏見，則很有可能將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拒之門外。

事實上，布萊克從來沒有批判規則，相反，他努力做好作為公民的基本義務，遵守所有的規則。他所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執行規則的人，那些冷漠的菁英階層，對比他生活中那些守望相助的平民，顯然不懂得權宜變通。他們變成另一群人或者一群鬼，不近人情，卻手握人的生死大權。於是，對於布萊克而言，一種充滿了鬼影的現實和充滿了現實的鬼域構成了他難以言喻的內心世界。

布萊克無疑是有信仰的，他知道幸福的人生由哪些要素構成。所以，儘管生活以種種不公向他施壓，他總能從幫助他人中獲取平衡。或者說，在社會不能充分履行它的義務的情況下，布萊克仍舊以社會人的身份去彌補它的過失。然而，當他發現社會給人提供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已經不能負載人的個體尊嚴時，他便對之徹底失望了。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無路可進，也無路可退，怎麼辦呢？請把我還給我！我既然可以把自己交給社會，當然也可以要求社會歸還。我是誰？「我不是懶人或騙子，亦不是乞丐或小偷；我不是保險編號的數字，更不是螢幕裡面的點點。我默默盡我的責任，光明正大地生活。我沒有卑躬屈膝……我不是狗，我是人。我要求奪回屬於我的權利，要求對人的尊重。我，布萊克，一介市民，不在那之上，也不在那之下。」字字鏗鏘，振聾發聵，把人之為人的高貴與尊嚴不卑不亢地講出來了。

然而，雨果早就在《悲慘世界》裡指明了殘酷的現實：「一個人落在海里了！有什麼要緊！船是不會停的。風颳著，這條陰暗的船有它非走不可的路程。它過去了。」

它過去了，不帶任何表情地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