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繁華中踽踽獨行

翁子光導演的電影《踏血尋梅》改編自2008年前後香港一起駭人聽聞的碎屍案，這一取材本可以將影片劃歸到「奇案片」中去。

奇案片通常是小成本製作，其劇情或根據真實案件改編或純屬杜撰，內容上多展現一些陰暗、扭曲、變態、血腥的犯罪行為。

《踏血尋梅》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導演並未將目光停留在妓女、援交、肢解等獵奇而吸引眼球的商業賣點上，而是拋開這些固化的標籤，嚴肅認真地探究碎屍案背後折射出的香港症候。

《踏血尋梅》早早讓兇犯自首以揭開表層的案件真相，這種反高潮的設計讓觀眾將關注點放在了「這場悲劇為什麼會發生」上，而不僅僅滿足於窺淫慾和獵奇心理。

影片以臧警官對這起碎屍案深層真相的不懈追尋和探究為主線，輔以當事人王佳梅和丁子聰的故事插敘，分為《尋梅》、《孤獨的人》、《踏血》三個部份。

其中《孤獨的人》這一標題精準地道破了這部影片的主旨和核心問題:電影有意講兇案，卻又無意於兇案，而是緊緊扼住了香港症候這一嚴肅命題。

通過王佳梅、丁子聰、臧警官以及影片中其他有代表性的角色，我們得以窺見當今香港社會給人帶來的孤獨、隔膜和封閉感。下面，本文將展開分析這種壓抑的、充滿隔閡的氛圍是如何通過豐富的場面調度手法傳達出來的。

構圖方式：封閉空間與壓抑的人

香港不再是人人可以發夢的地方。除了《踏血尋梅》，最近上映的《哪一天我們會飛》《王家欣》等香港電影都在指涉著這一事實。如今香港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現象嚴重，社會流動已幾乎凝滯。再加上內地人不斷湧入香港，新移民與當地人之間的隔膜和社會問題也不斷加劇。

《踏血尋梅》中封閉式的拍攝手法、框式構圖以及平面化風格的鏡頭語言，隱喻著人被環境框住的封閉與壓抑。

1.封閉構圖與平面化風格

影片的每幅影像都包含在螢幕景框裡，景框限定影片的世界，使它與幽暗的觀眾席的真實世界相隔離。《踏血尋梅》採用相對封閉的構圖，將人物牢牢侷限在景框劃定的封閉區內，將空間擠壓成平面，使整個鏡頭的景框看起來如同一座牢獄。

（1）鴿子籠般的家

影片開頭，王佳梅步伐輕快地走在東莞石龍的小區里。這個鏡頭的構圖十分對稱，兩邊居民樓破敗擁擠，似乎在擠壓著走在小道上的佳梅；接下來佳梅都進幽暗的樓道，鏡頭由下往上移動，橫著的幾根電線的前景遮擋、豎著的欄杆、樓層與樓層之間的空隙，這些或橫或豎似乎將佳梅牢牢困在其中，如籠中鳥一般。

佳梅在香港的家則更有典型性，封閉的回型結構建築、整齊對稱的欄杆和防盜門窗給人一種監獄的幽閉感。同時影片也採用了類似的拍攝風格——同樣平面化風格的構圖，走在過道上的佳梅看起來不僅羸弱孤單，還承受著來自環境的壓迫。

（2）封閉的教學樓

雖然佳梅的校園生活只出現了短短幾分鐘，但精心的場面調度下學校壓抑單調的環境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著刺耳的鈴聲驟然響起，鏡頭展現了教學樓的外景：時鐘居於畫面的中心位置，樓層相似且左右對稱，極度平面化的構圖給人一種呆板封閉的印象（圖3）。

2.壓抑的框式構圖

框式構圖是利用拍攝現場距離鏡頭比較近的物，比如門框、窗框、長樓梯、走廊、圓形的鐘錶等作為前景佈局，然後將被攝主體「框在裡面」，使整個畫面形成一個框架，被攝主體與周圍的環境形成一個邊框。因此，除了螢幕景框構成的封閉區之外，門、窗、樓梯等意象也起到了封閉和隔絕的作用。

同樣是在校園的場景中，同學們上樓梯的場景採用了俯拍，一層層的樓梯構成了一個個方框，回字型的樓梯將學生圈在其中，使影片框在一種壓抑的氛圍中。

作為佳梅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她的家也多次採用框式構圖的手法，營造出一小塊封閉區，將人框在了裡面，使環境在場面調度中顯得狹小不堪。同樣是在開頭，鏡子投射出正在吃飯聽歌的佳梅，四週則一片漆黑，暗示著佳梅的孤寂與落寞（圖5），與外部現實相隔絕。

佳梅第一次來到香港，母女三人一起吃飯時，鏡頭從內室往外拍，佳梅母女三人被門框限制在了畫面偏左的部份，隱喻了他們在香港面臨的艱難處境（圖6）。丁子聰的家同樣採取了這種構圖方式，狹窄幽暗的走廊使影片框在一種陰鬱的氛圍中，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了。

前景遮擋：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柵欄、鐵絲網或諸如此類的前景遮擋，常常出現在經典敘事電影中，用以表達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社會之間被阻斷、被隔絕、被囚禁的感覺。電影《踏血尋梅》多次使用了前景遮擋的場面調度手法，將香港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人與社會的格格不入表達得淋漓盡致。

1.柵欄式的前景遮擋

上文提到，佳梅家的平面化構圖風格呈現給人封閉感和侷限感。不僅如此，佳梅一家居住的小區結構封閉擁擠，防盜門窗和鐵欄杆自然構成了電影畫面中的前景遮擋。這樣的場面調度既有它本身的場景依據，又超脫於表層的敘事情節，隱喻著佳梅的家庭被香港主流社會孤立和隔絕的境況。

類似這種柵欄式的前景遮擋出現過多次：佳梅母親下班回家時，鏡頭從防盜窗向外拍，將觀眾與人物隔絕開來，人物所處的前景與後景都是封閉而壓抑的。

當母親得知佳梅死訊時大吵大鬧，引出了一些鄰居，他們站在欄杆後面,鄰居之間的冷漠和隔絕展露無遺（圖7）。佳梅母親一人孤單地站在欄杆後，欄杆、門等道具自然地將她與警察隔絕開來。臧警官來開導時，兩人一開始也分立於欄杆兩側，中間被柱子隔斷（圖8）；但是隨著開導的深入，兩人距離逐漸拉近，開始分享著畫面空間。

妹妹佳莉曾經說，佳梅和母親來到香港以後都變了很多。在影片中，佳梅和佳莉的姐妹關係也確實由親密漸漸變得疏遠和隔膜。影片第五十四分鐘開始，有一段兩姐妹相處的小片段:佳梅偷偷和嫖客打電話，佳莉來到廚房喝水。兩人雖然處在同一畫面中，但是佳莉和佳梅分別處在前景和後景中；兩人雖然方向相對但是所處位置不同；同時佳梅被小窗中的扇片遮擋住，並且被侷限在了小窗中（圖9）。

除此以外，佳梅之後的場景也是以小窗為前景遮擋來拍攝，架設在窗後的攝影機鏡頭拍出了她內心的孤寂（圖10）。

2.玻璃的隔離作用

與柵欄式的前景遮擋類似，「窗玻璃被用作一種屏蔽的變奏形式」在影片中的運用更加自然和多元化。在影片中，攝影機與人物之間始終有著玻璃這一令人不快的前景元素，攝影機位置以及人物在空間中的安排方式已經傳達出了影片中人物的封閉和孤獨。

（1）格子玻璃後的丁子聰

香港底層的貨運司機丁子聰犯下了駭人聽聞的碎屍惡行。然而他的形象卻並非扁平單一，而是複雜的甚至是矛盾的。這一角色的出場就十分精彩，兩次格子玻璃的前景遮擋讓他的形象變得立體而神秘。

隨著「尋梅」兩個字的出現，丁子聰的大半張臉出現在了格子狀的玻璃窗後，窗子的兩邊被厚厚簾子遮擋住。他在面無表情地窺視禿頭男與裸體女人的做愛場面（圖11）。然而在下一個鏡頭中，處於遠景處的他表情冷漠地轉過了頭，這一舉動讓這個人物看起來更加複雜。

同樣，當他去警署自首時，他同樣是在格子狀的玻璃窗後與警衛對話（圖12）。這兩次相似度極高的前景遮擋暗示著丁子聰這個社會底層的貨車司機被主流社會隔絕在外的境況。

（2）佳梅的渴望與孤獨

佳梅在做援交少女的時候愛上了她的一個嫖客四眼濟，最後卻以悲劇收場。仔細觀察他們相處的鏡頭可以發現，畫面構圖已經暗示了這一結局。

首先，兩人在床上玩遊戲機時雖然分享著同一個空間，整個畫面卻是傾斜的，營造著一種不穩定感。接著兩人來到浴室洗澡、親熱，畫面依舊傾斜，而且四眼濟所處的位置始終在有玻璃遮擋的那側，他們中間似乎橫亘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圖13）。接下來轉到兩人在床上親熱的鏡頭，有趣的是鏡頭與人物之間隔著一層薄薄的簾子（圖14）。

從《踏血尋梅》這一影片整體的大尺度來看，這樣的遮遮掩掩必然不是單純的尺度問題能解釋的。簾子的遮擋營造了一種曖昧的影像氛圍，二人之間的關係顯得模糊不清，而這種不確定的關係為他們之後的衝突埋下了伏筆。與結尾處佳梅與丁子聰的相處畫面對比，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於這種遮遮掩掩，他們在畫面空間上顯得十分和諧與親密。

影片在佳梅即將死亡的時候運用了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在她的死亡過程中插入了佳梅以前唱《娃娃看天下》的片段。這一片段的色調始終帶著一種清冷的微綠。當鏡頭切換成遠景時，這個問題便得到了解釋：原來這些鏡頭是從玻璃窗後拍過去的（圖15）。

肆意歌唱的佳梅與鏡頭之間一直橫亘著這樣一塊玻璃，表達了佳梅被社會隔絕的境況。接著鏡頭切換為被扼住喉嚨的佳梅，這裡同樣再次出現了窗戶欄杆這一前景遮擋（圖16）。佳梅拿著積攢的嫖資去買名貴耳環時接到了嫖客的電話，落地玻璃窗外人群熙熙攘攘。即使有了賺錢的能力，佳梅依舊無法融入香港社會中去，依舊是一個異類。

（3）孤寂的臧警官

「郭富城在片中扮演的警察主角，成為了現代藝術片中常常出現的與參與者形象相反的觀察者和游離者形象，正是這個形象讓觀眾也獲得了外在觀察者的視點。」

臧Sir雖然只是這起案件的旁觀者，但他也是孤獨和壓抑的。正是他與王佳梅、丁子聰在這方面的相通點，讓他得以深入案件核心，真正理解他們的絕望和痛苦。他在給佳梅爸爸發完簡訊後感概萬千，想找自己的前妻傾訴。然而已經離婚的妻子始終無法真正了解他的內心世界，人物與鏡頭間隔著薄薄的簾子/玻璃（圖18）。

臧警官坐公交車送女兒回家，女兒靠在他的肩頭睡覺，這時鏡頭從近景切換為中景，且攝影頭與人物之間隔著車窗，香港夜景在窗子上不斷掠過（圖17。這一對父女看起來不過是香港一對普普通通的父女，都帶著忙碌一整天的疲憊，在香港社會裡努力掙扎和拚搏著。

有意遮蔽：不可見的窗外風景

「kdjfjdfj」這一組拼音作為母題在影片中出現過很多次。第一次出現時，這組字母刻在佳梅東莞小屋的牆壁上。搬到香港後，佳梅一筆一划地把這串拼音刻在了牆壁上，似乎這組拼音對佳梅有著特別的意義。臧警官曾好奇地詢問過警花卻沒有答案，最後他以此為登陸密碼登上了佳梅的QQ，終於得到了答案——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住在「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里並不只是佳梅一個人的夢想，實際上也反映了影片中人乃至當下人的共同心態。它不能簡簡單單地理解為有一間能看到風景的小屋子，而是像徵著一種積極向上的，每天都能看得到希望的生活。然而，不僅佳梅一生都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生活，影片中諸人又何嘗不是呢？

從場面調度的角度來說，有趣的是，電影中營造的空間恰巧都是沒有風景或是看不到風景的。這種對風景的有意遮蔽正暗合了影片的主旨，傳達出一種封閉感和隔絕感。

當佳梅坐上開往香港的列車時，她一直在眺望窗外。然而鏡頭帶給我們的窗外風景僅僅是幾段鐵軌，緊接著窗戶上映出了佳梅的臉，急速掠過的風景則退居後景。望向窗外的佳梅，看到的似乎還是她自己（圖19）。接著，鏡頭轉到了佳梅一家在香港的屋子，模糊的玻璃窗在飄動的窗簾下若隱若現，處於畫面中心的則是很寬的窗框（圖20）。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影片中出現的玻璃窗總是髒兮兮的，窗外的鏡像於是變得模糊不清，給人一種壓抑和絕望的感覺。比如警署的玻璃窗就是如此，窗外是模糊的高樓大廈，讓觀眾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室內談話的臧警官和督察身上。

因此，自始至終，影片中都不存在「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即使在佳梅的死亡瞬間，鏡頭中的窗簾上光影斑駁，所謂的風景也不過是窗簾上繪著的花朵罷了（圖21）。在影片最後，臧警官終於拉開了自己房間的窗簾，然而窗外依舊看不見風景。街道上只有形形色色的行人，臧警官卻只能隔著玻璃窗默默地看著（圖22），依舊如籠中之鳥一般。影片的絕望之處就在於，當主人公最終剝去了這一層層的遮擋，卻發現窗外從來就沒有風景。孤獨的人，或者死去，或者繼續孤獨。

看不見風景的房間，隱喻著看不見希望的香港。如今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死局，沒有辦法為青年人提供足夠的機會和出路，才使得新移民淪落到以性工作者為業。

這一現象實際上集中地體現在了王佳梅的切身經歷上，這個年僅16歲的女孩懷揣著一個模特夢來到了夢寐以求的香港。現代都市五光十色，看似有無限的可能性，美好的生活似乎觸手可得。然而底層人群卻找不到途徑，有慾望無能力是他們對生活感到絕望的原因。

正如佳梅所說：「活著會痛，活著會恨，活著就要每天想著怎樣活得更好」。既是是在丁子聰、臧警官乃至慕容這些本地人的身上，我們依舊能看到他們的落寞與孤獨。因此，影片探討的不僅僅是新移民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如今面臨的困境。

鏡與相片：他們都是沒有身份的人

王佳梅是隨母親改嫁來到香港的大陸女孩，丁子聰是香港社會底層的勞動者，臧警官則是人至中年、離異獨居，乃至王佳梅的媽媽、妹妹、慕容……電影中的每個人都只是水泥森林中的孤獨個體。孤獨的根源在於，他們在社會上找不到自我的價值，無法認同和建構自我身份。本文在這裡將鏡、相片等元素放在一起討論，從鏡像的角度分析片中人物的封閉與孤寂。

1.王佳梅的模仿與誤識

後弗洛伊德理論家雅克·拉康提出了鏡像理論。嬰兒認出自己的形象，並對這個形象著迷，他便開始了身份的建構。然而，嬰兒所看見的，他們永遠只能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像，一種再現而已。人類誤解和自我欺騙的過程就此展開：我們以自我為中心來認同自己的形象，其實永遠都只是某種假像而已。

佳梅的房間裡一直掛著一位美女的照片（圖23），從結尾處我們得知這個人只是某家照相館的一位顧客而已。佳梅攢夠了錢也來到照相館照相，她與這位美女照相時的樣子被影片剪接在了一起，二人構成了一組鏡像關係。這是一個十分明顯的暗示：這位女士身上的美麗與知性，就是佳梅一直夢寐以求的對自我的完美想像。

早期的王佳梅形象樸素，頭髮用普通發圈紮著。退學以後，她想要迅速成長為一名成熟的具有個人魅力的女性，所以她才早早穿起了高跟鞋、燙捲髮、化妝、買名貴耳環、想做模特……佳梅在羨慕與認同的過程中，希望能通過這個「他者」來建構自我。然而兩相對比，佳梅的長相和氣質都與這位女士截然不同，強行模仿只能是徒勞。

當然，遺像中的佳梅長髮披肩，黑白質感讓她看起來十分端莊，卻不是影片所展現出的那個真實的佳梅。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心懷模特夢的佳梅唯一呈現在大眾面前的作品卻是「停止家暴」的政府廣告（圖24），照片中的她面目模糊，毫無美感可言。影片通過這種精巧設計的場面調度，將佳梅細微的內心變化通過模仿與誤識的鏡像關係成功展現出來。

佳梅痛苦和孤獨的根源來自於這個社會，她在香港這個陌生的城市無法實現自我的價值，甚至無法對自我身份有一個清醒成熟的認識。雖然她的廣東話比妹妹佳莉說得好多了，但是在於丁子聰QQ聊天時她心中卻說著國語，她終究不是香港人，終究無法在這個社會找到身份認同。

2.臧警官的迷戀與執著

《踏血尋梅》這部影片有許多值得多次觀看和回味的細節，其中之一就是臧警官喜歡在案發現場拍照的怪癖。拍照瞬間，被拍之人與物扣連在影像的框架中，郭富城的自拍象徵性地把自己凝結在現場，保存印記，為當時當刻表示珍重。臧警官是內心敏感而細膩的人，這種拍照行為體現了他對人、對社會的焦慮。

頻繁的自拍也體現了臧警官內心深處對自我認同的渴望。臧警官中年離異，前妻和女兒都沒有陪在自己的身邊，小屋陰暗狹小，只有貼了滿滿一面牆的照片增添了幾分人氣。他在不同的案發現場以及受害者家中留下的影像資料，就是他這些年時光的象徵。正是這些過往，造就了現在的他。這些照片就是他建構自我身份的重要憑證。

除了王佳梅和臧警官之外，影片中的其他人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身份認同的問題。比如在影片結尾處，母親和佳莉在火車站等待佳梅的到來，她們的鏡像投射在了火車上（圖26）。這種扭曲的虛幻的鏡像暗示著，她們母女二人雖然已經生活在了香港，但卻如同水中浮萍，無所倚仗的困境。

《踏血尋梅》通過精心的畫面構圖、柵欄式的前景遮擋和對風景有意的遮蔽，隱喻著香港社會封閉與隔閡的現狀。同時，影片又通過鏡與像的場面調度進一步揭示了香港小人物身份上的無根性和邊緣性，將那種深入骨髓的孤寂與落寞通過鏡頭語言傳神地表達出來。

《踏血尋梅》採用了一種首尾相合的敘事方式，這一特點也充分運用在了鏡頭語言上。電影所傳達的絕望之處在於，講完了佳梅的故事，這種孤獨感和隔閡感依舊籠罩在這些活著的人身上。兩年後，當臧警官造訪佳梅家時，柵欄式的前景遮擋再次出現（圖27）。他品嚐雞腳湯時的構圖，與影片一開始三口人一起吃飯時的場景一模一樣（圖28）。佳梅雖死，她的家庭成員依舊不得不接受命運的殘酷安排:佳莉成為了單親媽媽，繼父臥病在床。試想一下，若佳梅沒有死，她的命運與佳莉會有什麼區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