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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彈少年 Land of Mine

地雷区/拆弹少年(台)/血肉之区

7.8 / 46,152人    100分鐘

導演: 馬汀贊帝維
編劇: 馬汀贊帝維
演員: Roland Moller Louis Hofmann Joel Basman Mikkel Boe Folsgaard Laura 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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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I.3

2017-03-30 04:56:23

和平開始,青春中止


偶爾,只是偶爾,一件商品能如此打動人,以致於一切評估它俗世價值的標準或方式都變得蒼白無效。在這一點上,好電影的性價比,在消費主義的當下實屬罕見。

在我心中有不少片子能夠逾越此種估值。這部電影,可以歸入此列。這個故事基於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二戰後,超過2000名德國戰俘被派往丹麥西海岸,徒手清除了德軍遺留在那裡的150餘萬顆地雷。排雷導致的死傷近半,很多是年輕男孩兒。

新世紀跨過近二十年了,新老影人都在爭相突破自我、創新電影表達,所以這年頭是部片子都有些噱頭可以拿來高談闊論。相比之下,《地雷區》其實沒什麼好說的,一板一眼地經典拍攝和敘事,沉穩,嚴肅,就連此類歐洲片慣常的冷色調也用得很仁慈,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色彩飽和度,以致於在金色沙灘的映襯下,連海都很溫柔。習慣了隱忍克制的電影表達,我逐漸意識到,煽動感情也需要本事,甚至更需要膽識。

特別欣賞英國電影協會辦的《Sight & Sound》雜誌,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影評沒有評星,甚至沒有類型標籤,一片一文,或長或短。能觸動人心的好電影尤其抗拒評分和歸類,因為它們能激發出如此強烈的個人觀感,以致於給電影評星變成了給自己的情感評星,難免不服氣,也變得沒有意義。我甚至覺得,該片作為被提名者的存在都與奧斯卡頒獎典禮格格不入,因為小金人講究的是藝術和娛樂價值的統一,而對於該片,這兩個價值都不是最重要的,就像很多犧牲人權和血肉而得來的紀錄片一樣。更不要說最佳外語片這個獎項歷來難逃屈尊俯就的指責——世界影壇每年有多少四兩撥千斤的電影藝術精品,而學院就分出這幾個名額聊以慰籍。是否有譁眾取寵之嫌?至少我體會到該片強烈的誠意。

簡單說,有了一個基於史實、滿是淚點的故事,選好景,架好攝影機,僱到這幾個金髮美少年,這部片子已經成功了一半。當然,本片創作者的努力和實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尤其要為這些90後小演員的精彩表現鼓掌。看的時候就在想導演會用什麼方式激發(剝削、操縱、逼迫……)他們,之後了解到小伙子們拿到的是不完整的本子,並不知道自己在電影中的命運如何,導致故事後期剩下的孩子所展現出的孤獨和不安格外真實。除此之外,導演也是獨立自編自導,並挑選了當年真實的雷區拍攝。有了編導的誠意,穩健的故事,精彩的表演,於是這個苦大仇深的故事順水推舟般的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香港《南華早報》把這部片子說成是《拆彈部隊》和《死亡詩社》的合體。我倒覺得2014年的英國影片《Kajaki》比《拆彈部隊》更貼近這部影片。同是異國戰場雷區的士兵,同是在蕭瑟的自然環境中人與死亡的鬥爭,同樣拍出了有些恐怖、甚至玄幻的張力。



據說戰後丹麥的排雷任務主要是英國軍隊負責,由德國軍官具體監管排雷隊伍,而這部丹麥影片卻硬是安排了兩個本國軍官,還非常直接地表現他們對這些德國孩子令人髮指的暴力。這讓我們看到創作者對歷史的直面態度和超越狹隘國家主義的人文關懷。丹麥選擇它決逐最佳外語片獎也展現了這個國家在藝術和人文兩個層面的氣概,而廣大世界影迷也應該感謝學院評委們的慧眼,讓此片得以獲最終提名。否則,它可能像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世界電影優秀作品一樣,就此錯過。

布雷,作為非歧視、長期有效的謀殺方式,其滅絕人性的程度不亞於屠殺。血有流乾的一天,痛有耗盡的一日,而讓後人活在實實在在卻又不可觸知的恐懼中,迫使他們償還前人的罪孽,這是持續的不公。俗話說惡有惡報,但即使在如今立竿見影、滴水成海的全球化網路時代,很多報應也是延遲到來的,而且惡越大,埋得越深,暴露得越遲。展望幾十年或幾個世紀之後,除了氣候變暖,還有什麼隱匿的罪惡將等著我們和我們的後代。

不確定該片情節純屬虛構還是有部份史實成份,但其中有一段值得推敲。影片中後期,小鬍子隊長Helmut決心逃走,而Sebastian立即以強硬的口吻表示反對,強調丹麥長官說他們都會被送回家的承諾,並勒令其他孩子阻止他。那一刻,行為過激的Helmut只是單純的嚮往自由還是有對納粹年代的懷念?而在諸多充滿人文關懷和自我犧牲的行為後,Sebastian的冷靜強硬是否是某種程度上戰時納粹精神的展現?於是隨著一次又一次地雷炸裂而愈發洶湧的悲憤和同情突然哽住了,開始有些猶豫,開始在情感上靠近附近小屋裡冷漠的媽媽,甚至有些能理解那個冷血的丹麥中尉。事實上,我們不知道這些孩子是納粹德國滅亡前突擊徵召的無辜少年,還是不折不扣的戰俘。影片只在開始交代Helmut曾經有當兵經歷,除此之外,沒有閃回,沒有暗示,每個人物都是一張白紙,任由觀者投射自己的愛恨和想像。

也許這正是導演想要的,讓觀眾捲入這個令人絕望的仇恨的循環,捲入難以停止的施害受害的角色互換,並在影片中看到鏡像的自己。

在世界末日前,也許我們要靠梅爾·吉勃遜式的超飽和電影語言來征服已經喪失任何移情能力的適者。但在此前和僥倖的未來,我們需要《地雷區》這樣的影片來尋找情感的來源。在這個故事裡,我們所感受到的悲痛,有多少來自對人性黑暗面更加清醒的認識?又有多少只是因為目睹美好的事物被破壞?也許真如蕭伯納所說,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人們不會從歷史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但我們至少可以拖長悲劇循環的週期,在遁入命運之前再多看鏡子一眼,也許瞬間而來的自我意識會刺激我們多一點思考和掌控,懸崖勒馬。

這面鏡子裡,或恐懼或堅毅的德國童子兵是一種自己,從施以極端暴力到冒死讓孩子們逃走的丹麥軍士是又一種自己。在身不由己的歷史節點,選擇可能很困難,但掙扎是可能的。   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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