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新墳

我對賈樟柯一直以來是頗有好感的。在我一廂情願的審美世界裡，常常將王澍之於劉家琨，比作張藝謀（不包括上世紀的他）之於賈樟柯。王、張做著「印象中國」，劉、賈做著「當代中國」。我固執地覺得，欲要建構「中國」，像前者那樣單單去滿足西方人幼稚又天真的「神秘東方想像」是絕對不夠的、不負責的。其實西方本身也漸漸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從張和賈的國際地位之高下的對調即可見一斑。巴西導演瓦爾特•薩列斯曾評：「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如此快速而猛烈的變化，更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像賈樟柯這麼深刻地反映出這種變化。」

事實上看《二十四城記》，第一遍時小有敗興，核心原因不外乎賈對專業演員的動用——七個故事裡有四個以偽紀錄片的方式呈現。往遠了說，即便電影發展在心照不宣地融合Drama和Documentary，但是絕大部份導演採取的方法都是向非現實中摻入現實，即賦予虛構故事的敘事鏡頭以紀錄片的質感，像《二十四城記》這種反其道而行之的確乎不多，不免叫人產生困惑跟質疑。近了說，無論呂麗萍們怎樣用力地演，總是彆扭，遠達不到前兩支故事那種直透人心底的「真」。

但看完第一遍之後下樓吃晚飯，片子的「後勁」慢慢就上來了。畢竟我本來也是生於成都，對這部電影是極容易產生情感回饋的。初中同樣張銳洋的父母即就職於420廠，小時候父親的車裡常常就懸掛著路邊攤買的黃桷蘭，「四中」、「東郊」、「熊貓電視塔」，一個個都在喚醒故事與我的聯繫。

德國獨立藝術家埃塞姆·基弗（AnselmKiefer）曾語：「我不是懷舊，我是要記得。」這在最為擅長遺忘的當代中國尤其顯得擲地有聲。我曾和成都的好友討論一個現象：好像就是這幾年，不知道確切從哪個時刻開始，這個城市的繁華地段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了一群又一群「摩登能量四溢」的年輕人，這些年輕男孩、年輕女孩，化著韓式的妝，批著日式的衣（或者相反…），拍著歐美「成熟網紅流水線」式的照片，五顏六色，青春洋溢，高聲叫笑，自信無知。有時候我如隱沒在幕後一樣沉默地觀看這些人，有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而最不真實的一感，莫過於——事實上我自己不也正是成都這一代人中的其中一個嗎？這讓人無奈又好笑，好像和他們正有著莫大的「代溝」，不因時空而因觀念。特別是粗略習過歷史以後，反而是對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共情，在身上投出更為深長濃稠的影子。

好友表示強烈的同感：之所以這些人讓我們感到「不真實」、「虛假」，就是因為他們太過不假思索地投身於第一世界的光鮮軀殼當中，好像反倒那個真實的中國已經被一股腦地拋之腦後。僅僅十餘年前，我們這一代人不都還在那些質量好笑的照片裡，穿著山寨的米老鼠衣服嗎？那個灰頭土臉、既傻又真的老土世界，被飛速地扔在地上，飛速地忘記掉，他們飛速地改裝自己，成為了世界最漂亮世界裡的一份子。

不過說到底，僅對擁抱漂亮世界這一點，我並無貶損之意。畢竟我們都是時代的產兒。可是我仍然想提基弗所語：「記得」。之所以遺憾，便是在我們這裡，「記得」一詞都變得無效——從未曾知道過，又何談「記得」呢？從未有過對自己心平靜氣的、謹慎的審問，這代人就已義無反顧地撲向「美麗新世界」了。

成都的都市形象近幾年在變得越來越好，在網路碎片化的談論里，她好像成了「既有都市之精彩，又有世外之閒適」的烏托邦——確實，成都同學都想留下，外地同學又大有興趣想進來。觀《二》之前，即便自大如我者，也未曾曉得原來成都還盛裝了那麼多人的無奈與心痛。他們在時代的浪潮下忠誠而後掙扎，漂浮而後溺亡。

賈樟柯在後來的訪談中曾這樣解說：「越老的工人越在維護這個體制，絕不是他對這個體制沒有反省，沒有批判，而是他很難背叛他過去青春的選擇。」我很贊同，但也想補充，這其間還有大量的「無法選擇」。正如《悲情城市》中的林家四兄弟，他們「長著反骨」，要抵抗命運，要在歷史的宏大敘事裡敘述個人，但最後無一例外地，被不可抵擋的時代洪波沖敗了原本熾熱而豐饒的靈魂。

芥川龍之介講：「最為賢明的生活方式是蔑視時代的習慣，同時又一點也不違反地生活著。」我老覺得他寫出這句話時，滿含著一腔的悲辛。大概建築師也要這麼做吧。即便我們深刻了解了場地裡那麼多捨不得拋棄的悲歡情仇，仍然要「充滿正能量」地拆除舊的，建造新的——我們不是作惡的人，只是被動於時代，被動於資本，只是在「不違反地生活著」，只是一個奧威爾筆下的「雙重思想」者。

最後我想再一次引用魯迅在雜文集《墳》的題記中所寫：

……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份的痕跡。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至於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