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淵而立》：我們曾同衾，我們亦同穴

當記者幾年，親眼目睹了這個城市不少離合悲歡。

有一個初中生，剛開學幾個月突然得了一種名叫橫貫性脊髓炎的罕見病，可能這個病的名稱很多人都沒聽過。而他也從一個活蹦亂跳的小伙子，忽然變成要依靠輪椅生活的殘疾男孩。父親辭掉工作，專心照顧他三年，一度夜夜失眠抑鬱，靠半夜悄悄在小區散步來發洩。採訪快結束時，這位父親苦笑了一下，緩緩說道，我真的想過去死。

有位幼稚園老師馬上結婚，希冀的幸福生活還沒來臨，噩耗先到。她經歷了一場嚴重的車禍，頸椎以下高位截癱，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雙腿沒了知覺。採訪時她聽到母親說，出事以來已經花了家裡40多萬，單親家庭生活本就拮據，她帶著呼吸的管道，抑制不住地抽噎了起來。因為動了手術怕肺部感染，她連呼吸都要插著管子，她耗盡氣力彷彿在表述，我並不想活。

我們要如何保有生命的尊嚴？這在生活中簡直是一道無解題，卻是電影樂於詰問的話題。《彌留之春》裡罹患腫瘤的老太執意選擇安樂死，那完不成的拼圖拼不出生命的意義；《愛》裡老頭用抱枕向殘喘的妻子猛地一撲，彷彿是另一種綿密的愛的方式。

《臨淵而立》裡，男孩山上孝寺一邊畫著少女畫像，一邊和章江太太閒敘著關於母親臨終的瑣事。說起母親患病在床，生命則毫無尊嚴可言。被兒子清理排泄物，一個自尊心那麼強的人頓感生不如死。這種生命的屈辱感，甚至讓男孩覺得，她或許死了更好一點。

那麼床上的女孩呢？那個只能嗚咽，連哭泣都不能放聲的肉身；那個讓母親寸步不離，生怕被一絲細菌污染的靈魂，還有生命的尊嚴可言嗎？女孩是否也想一了百了呢？尋不到「兇手」後在車裡，女孩跟母親一樣，眼角留下一行淚。所以，母親是否有權力替她結束這一切，還以她生命最後的尊嚴？

顯然，深田晃司的野心還不止於此，他在這樣一個不算長的篇幅里，緩緩構築了一整套詰問人心的尖銳難題。一張飯桌夫妻隔著信仰深淵、一次擁吻男女墮入情慾深淵、一場傷害家庭裂開無望深淵。開篇一張飯桌，妻女虔誠地祈禱，丈夫漠然地信手夾著菜，寥寥數筆一個無愛的家庭描述得簡潔而透徹。一張飯桌已經隔開了兩個信仰的結界，同時還有不同興趣愛好乃至價值觀的牴牾。

而一個不速之客的闖入，打破了這個家庭僵化的氣氛。八坂的到來，直接、莽撞、不待反應，已經迅速滲透進這個家庭的肌體。他洗過澡後裸著上身，就那麼大大方方坐到沙發上直視母女。他彈得一手熟練風琴，迅速俘獲了懵懂女孩的依賴和信任。更重要的是通過一次次看似不經意的接觸，生活在一潭死水裡的少婦煥發了生機。他們就這樣遊走在倫理與道德的邊緣，在那次郊遊的時候，意亂情迷的擁吻飽蘸了太多捱過經年的寂寞。

然而寂寞之花未曾開在沙漠，卻綻放在了峭壁上。兩個人摸黑走著情慾鋼索，一個不懷好意，一個欲拒還迎。這種日式寂寞少婦的戲碼，頗有東陽一《誰的木琴》之神韻。一個是木琴的飢渴，一個是風琴的獨奏。琴聲如同呼噢，令兩人幾乎忘卻宗教禁忌，陷進情慾的深淵裡。

這裡不得不單獨講講淺野忠信扮演的八坂，他的瞳仁幾乎沒有光亮，和《我的男人》、《羅曼蒂克消亡史》等等作品的角色一樣，渾身散發著致命的誘惑氣息，同時又一直是一襲白衣的禁慾味道。第一次出格是他們共同走進一片花叢，面對一種喚作紅秋葵的朝開暮敗之花。第二次則是在房間裡，八坂剛剛晾好了白襯衫和黑襪子，可能是花香太醉人，或者洗衣劑味道太清新，讓兩人把持不住。而第三次在八坂目睹了一場「野戰」之後，獸性大發，脫下白衣露出紅色襯衣，這裡顏色的運用簡直讓人叫絕。淺野忠信與生俱來的神秘感，讓他像一個毒蘋果、飢餓的蟒蛇，更像一杯鴆酒，招招致命，卻讓故事走向更加可怖的深淵。

無愛的婚姻闖入一襲白衣男子並不可怕，血紅鴆酒飲完居然回甘才讓人毛骨悚然。女孩在遭受了莫名的傷害之後，並沒有死去，而是以一種更加難堪的形式折磨著這個家庭。八年之後，妻子迅速衰朽，變得脆弱而敏感。和不斷洗手、禁止外物接觸女兒等顯性潔癖比起來，內心的潔癖，則更說明她無法從往事走出來。女兒的一舉一動都如附著於髮膚，時刻牽引她的神經。而丈夫如出世般異常的豁然，除了吃飯時看看監控，他的生活彷彿波瀾不驚。

很快，我們便得知了這位父親習以為常的原因——他把女兒受到的戕害當做對自我的懲罰。因為曾經作為幫兇，那件殺人事件如巨石壓在心頭太久。他竟然將二者對等，苦難淪為某種解脫。而他目光灼灼，語氣平淡地說起，自己早知道妻子和八坂的姦情，然而不以為意。因為八年前，他和妻子因為共同經歷了女兒的變故，有了共同目的和追求，彷彿才結成了真正的夫妻。在他看來，或許妻子也會因為對出軌的負罪感，進而對苦難一邊堪堪承受，一邊生發出一種變態般的享受。

這種想法讓妻子覺得噁心，也令人毛骨悚然。妻子終於體會到，八坂故事裡那個用右手打自己耳光的母親的絕望。而透過丈夫這個角色，又讓人看穿了人性的多重維度，以及每個人都可能藏有的隱秘情緒。

當初八坂剛來到這個家庭時，曾在飯桌上，雲淡風輕地說了句，我不會麻煩你們的。後來，男主人鈴岡利雄對八坂的兒子說，你父親離開的時候，我們很辛苦。一個「不麻煩」，一個「很辛苦」，中間又隔著多麼複雜的況味。八年前四個人郊遊時，曾躺在一起，彼時同居一室共同過活，象徵著生如同衾；八年後的河灘上，四個人躺在一起竟與當年驚人的一致，只是這次，是一起死若同穴。

最後，女兒被母親抱著，一躍而下墜入湖底，母親試圖藉由死亡，給生命賦予隆重的儀式和尊嚴。但誰又考慮過，那個穿著紅裙子再沒跑回來的女孩的感受？想像一下，你被束縛在一具無法回應的身體裡，手腳不聽使噢，喉嚨也發不出聲音，無法說出「我餓了」「我好睏」「謝謝你」，無法擁抱，也無法哭泣，無法與身體外的世界建立聯繫。似一株風雨中飄搖的植物，搖搖欲墜卻發不出聲音。而這是承受了幽靈般生活的真實故事。在一則奇聞里，南非男孩馬丁·皮斯托留斯被診斷為植物人，但卻漸漸有了清醒的意識，被困在一具僵化的軀體之中，長達12年無法向外界傳遞自己的資訊。

在那一刻，我願意相信電影裡的那個女孩，也擁有著自主的意識，但她表達不出，只有一行清淚，訴不盡的絕望。不知為何，我忽然想起那次採訪的最後，癱瘓男孩的父親對我說的後半句話，言之鑿鑿、字字鏗鏘——

「我想過去死，但是我必須得活著。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