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中基督教的微觀意義

一.聲明：這篇影評也是公選課的課程論文，所以更多的會結合基督教層面的個人理解，參考了其他論文和相關文獻，在這裡就不列出來了。僅作記錄使用。

《沉默》的故事來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1966年發表的歷史小說，之後又兩次被翻拍成電影，分別是1971年筱田正浩版本和2017年美國導演馬丁·斯科塞斯的版本。我把小說和兩部電影都看了，每一次看都感受到一次震撼心靈的沉重。
故事背景發生在江戶幕府禁教的時代背景下，而歐洲基督教徒正不遠萬里來到日本傳播上帝的福音。
當時日本正處於德川幕府初期，政府對基督教信仰嚴格禁止，教徒們或被淹死、或被燒死，或在十字架上釘死。後來幕府將軍發現這些迫害無法撲滅民眾對天主教的信仰，於是他們強迫教徒往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的像上吐唾沫，然後踐踏聖像，以此迫使教徒宣佈棄教。這樣的背景下，傳教士羅德里哥偷偷潛入日本來尋找老師費雷拉（在日本失聯，並且傳說已經棄教。）在躲藏中，他親眼見證了日本基督教團體生存的艱難、信仰的堅定，以及日本政府殘忍暴虐的打擊手段。
羅德里哥被日本基督徒吉次郎出賣而被捕。日本政府通過當面拷打、殘殺其他基督徒來折磨羅德里哥的精神，又帶他見到了確實已經棄教的老傳教士費雷拉，費雷拉告訴他，日本就是一片沼澤，基督教根本無法在這裡生根。日本基督徒眼中的基督教，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而是加入了他們自己理解之後的東西。接近崩潰的羅德里哥最終踩上了刻有耶穌像的木板，宣佈棄教。但是，雖然日本娶了妻子、幫助日本政府清除基督教徒，羅德里哥內心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在他死後，手中依然緊握著十字架。
藉助真實的悲慘和苦難，《沉默》為我展現了信仰和現實間的絕望和掙扎，也讓宗教又更多了人性的隱喻。在官方解讀中，「沉默」有雙重解讀。一方面指的是棄教的西方傳教士在西方傳教史上被作為恥辱而除名，被歷史判處了長久的「沉默」；另一方面指的是羅德里哥始終追問的問題：當那麼多善良、堅定的基督徒受到迫害時，「上帝」為什麼始終保持沉默？

二．上帝的福音如何證明？
沉默的隱喻意，也是一直盤踞在羅德里哥心頭的疑問，成為電影困擾我最大的問題。躲在島裡的日本基督徒居民過著極其貧困又單調的生活，但他們中不乏道德高尚又信仰堅定的信徒。他們每天對心中的上帝禱告、懺悔，但當迫害降臨時，他們所保護、愛戴、尊重的主只是安靜地任由一切災難發生。「如果這是對他們的考驗的話，是不是太過殘酷了一些？」目睹了所有血腥、殺戮、暴力的羅德里哥幾近崩潰，他開始懷疑，上帝的聲音是否真實存在。
我想，任何一個人在那樣被剝奪了所有希望的絕望環境中，都會擁有這樣的掙扎。這種沉默和對於信心的拷問，其實早在聖經故事中出現，在《舊約》的《約伯記》裡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故事被稱作「約伯的忍耐」。約伯「敬畏上帝，遠離壞事」（約1，1）卻由於主和撒旦的一次打賭（他們賭博約怕是否是忠實的主的僕人），而在主的應允下讓撒旦給予種種打擊來試煉他。他於是接二連三的遭受苦難，從丟失了牛、羊、駱駝、馬匹等財產，到七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以及全部僕人遭遇亡命之災。但是，約伯從來沒有埋怨主，更沒有認為上帝為處理失當。
我想，約伯的故事可能是每一個經歷苦難的基督徒或多或少會經歷的，即使他不斷質問：作為一個虔誠的信者，他為什麼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難？上帝的沉默到底是什麼意思？對神父羅德里哥來說，肉體的折磨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神的沉默，這使他甚至產生了懷疑「神，真的存在嗎？」這樣的懷疑顯然已經動搖了信仰的根基。
「一切信仰和信服必須由兩部份組成，即認識和承認。這後者構成了信仰的形式活動，但並不能沒有前者的證明。」這是《新約全書》中關於信仰的真實說明（希伯來書11.6）。在書中提到，「若無信仰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悅；但是，來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須相信上帝存在，並且相信他賞賜那勤勉尋求他的人。」所以，一位虔誠者堅定信服他的懇求會得到滿足，因為這是基於他對上帝的存在、善良和力量的認識。
在《使徒致希伯來人書》中，作者並沒有把信仰定義為一種偏見、意見或者猜想，而定義為對確證的信念。他說：信仰就是對所望之事確信的盼望，就是對未見之事的確證。「見到了的希望並不是希望，一個人為什麼還要去希望他所看到的事物呢？但是如若我們希望我們看不見的東西，我們就必須忍耐和等候。」所以先人們「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看著，並且完全相信他們。」
上帝只是把他「偉大的創造」不斷展示給約伯看：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真正殘酷的現實，這就是你不能從中單單抽離苦難的整個世界。約伯於是醒悟。
同樣的，神父羅德里哥雖然宣佈棄教，但是在他的內心並沒有放棄信仰，他一直堅信：「即使『耶穌』保持沉默，『我』生命的全部意義也全在於他。」
在我的理解中，約伯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這種信心不以「獲得福樂」作為目的、不把「福樂」看作功利的交換品。在信心的期許下，前方是接連不斷的苦難，而正是不斷的苦難才是不斷需要信心的原因，這是信心的原則。信心不是謀略，對上帝的信仰也從來不等同於能換回幸運的行賄。上帝在意的是，在沒有光榮的路上，信心要放棄嗎？以苦難去作福樂的投資，或以聖潔贏取塵世的榮耀，都不是上帝對約伯的期待。
世界是一個整體，歷史在循著某些既定的規律變化，上帝如何參與每一個個體的命運造化呢？在這個意義上，人無法逃避苦難，亦不可以放棄希望——恰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上帝存在。正所謂「命運並不受賄，但希望與你同在」，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上帝不許諾光榮與福樂，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
正如劉小楓先生在他的書里曾經說過：「人與上帝之間有著永恆的距離。這很要緊。否則，信仰之神一旦變成塵世的權杖，希望的解釋權一旦落到哪位強徒手中，就怕要惹禍了。」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許諾，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後的恭維，它的恩惠和賞賜只有在渡涉苦難的時候可以領受。
同時，上帝雖然不能親臨俗世、去解救某些個體或者群體的疾苦，但祂確實始終與受苦者同在。在遙遙無期的苦難之路上，保佑著希望永不枯竭。祂既不在三次元空間中，也不在尋常的時間裡，他只存在於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帶著疑問但並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

三．基督教義中「猶大」存在的意義？（如何對待信途中的怯懦者？）
在《沉默》中，吉次郎是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一個人物，他就像我們身邊某些普通人，平凡、懦弱、狐假，更屢次出賣同伴，不斷在人性的陰暗面和神性的衝突之間掙扎。這樣一個猶大式讓人生厭的人物，卻是遠藤周作思考最多的一個角色。在創作小說之初，遠藤周做正是受了26聖人殉教的啟發，比起那些英勇殉教的殉教者，他更加感興趣的是那些因自身軟弱而難以堅持信仰的弱者。「殉教的強者們在殉教當下是否有受到英雄主義的影響？因不能戰勝自身軟弱而沒有能夠殉教的背教者自身是否也忍受著痛苦？」關於強者和弱者的思考，誕生了吉次郎這樣的人物。
在故事裡，基督徒吉次郎背叛了無數次。他永遠沒辦法信守與他人與上帝的承諾。這是他信仰軟弱的本質。第一次，他和家人們被威脅要去踐踏聖母瑪利亞的聖像，全家人中只有他抬起了腳踩了上去，於是，他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所有親人被火燒死。他向神父懺悔，卻又在被抓住時向耶穌像吐了唾沫。在遭遇鎮壓時，他由於害怕肉體的痛苦，稍稍被威脅後馬上嚷道：「我要棄教。」受政府軍隊的威脅，他出賣了無依無靠的神父羅德里哥……到後來，他幾乎成為了政府教唆基督徒棄教的「模範人物」，無數次地給別人示範如何輕易踐踏聖像。
不僅如此，他還給出了自己的理由：「為什麼主要賜給我這麼大的痛苦呢？ 神甫。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呀。」當他的妥協受到特洛里哥的唾棄時，他一方面不願放棄信仰，另一方面還為自己辯護：「『我』天生就是弱者，上帝卻要『我』模仿強者，那是毫無道理的。」
但即使這樣，吉次郎依然宣稱他愛著上帝，並抓緊一切機會求神父聆聽自己的懺悔。在書的最後，棄教的羅德里哥和蒙妮卡瘋狂交歡，而遠在他方的吉次郎卻在痛哭，悔恨自己無法堅持信仰。諷刺的畫面，讓我對吉次郎又氣憤又同情。吉次郎表面上是一個懦弱者形象，實際上是對人性軟弱性的濃縮。在吉次郎看來，人的需求高於一切，甚至高於信仰。從人性趨利避害的角度，吉次郎因為需要信仰所以皈依、懺悔，害怕肉體痛苦所以遠離危險。
在《基督教並不神秘》中，作者說，世界上存在著有形的教會（基督教國度）和無形的教會（真正的基督教）。我們做禮拜的教堂是有形的教會，任何路人都可以進入參過，任何承認接受耶穌基督的人就是教會的成員。但聖經指明，有形的教會並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會，真正的基督教會是無形的，它的成員是真正屬神的選民——那些曾被聖靈改變的人，猶大雖是有形教會的成員之一，但它不屬於無形的教會。
耶穌曾用一個比喻形容有形的教會中同時存在相信者和不信者，祂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阿，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裡麼，從那裡來的稗子昵。主人說，這是仇敵作的。僕人說，你要我們去薅出來麼。主人說，不必，恐怕薅稗，連麥子也拔出來。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蓍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里。...‥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太13章 24-30 節，37-39 節)」所以耶穌先前的警告應驗，教會裡同樣也有相信者和不信者。
然而，我覺得在現實中單純得劃分出信者和不信者還是過於片面了些，像吉次郎式的人物，既非絕對意義上的信者，也不能說他是不信者。他是信仰中的弱者。這裡，所謂強者與弱者，不是指的體格、財產、身份尊卑，而是對於信仰的意志力。基督宗教「因信而稱義」，基督教信徒只靠依賴或投機的心態是無從跟隨基督的，自己也要具備堅強的信心與堅持的毅力，才能獲得主里與教中的名份。舊約聖經的約伯遭試煉、新約聖經的彼得認主，無一不是在敘述教徒得訓練自己的意志力，不被外物打擊信心，成為信仰的強者、意志的強者。羅德里哥和吉次郎，正是強者和弱者的關係。
正如羅德里哥一開始對吉次郎是滿懷不屑的，覺得他是「膽小鬼」、「像野狗一樣」，甚至在聆聽他永無止境的懺悔中感到不解。但自己在經歷了掙扎後，見識了一些迫害後，他開始重新思考吉次郎，他開始反問，「基督連猶大都拯救，為什麼不阻止已誤入歧途的他呢？」
為美麗的、良善的東西而死是很容易的；為悲慘的、腐敗的東西而死才是困難的。為了英雄主義的夢而死是容易的，為了飽腹之欲而棄教未嘗不是讓人痛苦的事。
我漸漸理解，世上的人並不只限於聖人和英雄。人性中也有弱點。如果羅德里哥不是神父或許他早就踩踏了聖像。一個信徒沒有堅強的信仰意志，這件事情本身就該被基督給寬容。
「人是生而有罪的。」這不僅是說，人性先天就有惡習 ，因而懺悔是永遠要保護的品質，還是說，人即殘缺，因而苦難是永恆的。這樣的話聽上去不完美，但卻是事實（非人之所願，恰神之所為）。不過，更因為此，信仰就可能有了非同凡響的方向。
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那些忍辱負重的意念，我們每天需要面對的，不是英雄的殉道之路，而是直指人性的普世掙扎。而面對那些悲哀又無力的弱者，基督教所要做的？唯有愛和寬恕。從另一重意義上，基督教的信仰正是為了弱者而存在，因為耶穌基督之所以死，不是為了法利賽人與舊教強者，正是為了背叛又不認自己的、只敢圍觀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的那群弱者。
正如台灣版的小說譯者林水福在書序中直言，「吉次郎才是本書的主角，因為他是一個絕對的弱者，這樣的人如何在世間行道，才是基督與基督教徒追尋的終極之道。」


1947年，在遠藤周作還沒有成為小說家時，他在《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中提到：「聖人或詩人的目的是專心地歌頌神。但是，天主教作家既然是作家，其最重要的義務是凝視人，絕不容許放棄凝視人的義務。」（鄭印君譯），我認為，歌功頌德地讚美信仰的強者不難，但能夠把小人物在信仰間的背叛和掙扎展現出來，更有意義，他讓我們所有人思考，面對人性中難以避免的惡的、怯懦的本性，基督教的終極意義究竟在何方？這可能是作為人一生需要思索的問題，人性和神性如何和解，不僅僅需要教義的指導，更需要在歷練中不斷摸索、反思。

故事的結尾是較為曖昧和開放的。棄教的羅德里哥再也不是信仰的強者，成為了背叛的、無助的普通人。可也恰是在放下了英雄主義的高姿態後，他聽到了上帝的聲音，剎那間領受了上帝的寬恕和恩典——
「神並不是沉默，而是與他們一同受苦。沉默的神或許不是真正地沉默，只是期待有人能親身涉入。」
在拋棄了所有儀式感之後，我不知道，羅德里哥是更接近一個凡人，還是更接近一個真實的基督徒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