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中前行的民族電影

這是第一部自己獨自去看的電影，十有八九是出自於對阿米爾·汗之前兩部的感懷。 一向以片名談喜好的自己每次對強行安利的名字古怪的電影有種莫名嫌棄。我承認中國政府採取的各種保護國產電影的手段，類似於禁止外國公司在中國生產和發行電影、引進數量控制、拍片比例、「保護月」、特別是這種降低片名檔次從而降低電影關注度的作為對於我這種愚民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實用的。比如在之前的《三傻大鬧寶萊塢》和《我的個神啊》(《P.K.》)看到這片名竟有些被蒙蔽的淺薄的不屑。但終歸是有幸看到了。從此對米叔有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崇拜。 有了那種情懷的驅使就更容易聲淚俱下了。發現越長大越是想吃這樣正能量的定心丸，即便是人造幻象呢。《摔跤吧！爸爸》果然沒有背離人民，在深刻揭露的同時，把現實的真相描的一團漆黑，但也給了人以光明和希望。 週二下午看的電影，卻股著發熱的腦袋死磕到現在。應了魯迅先生那句「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很充實，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當我提起筆時，對阿米爾·汗的深深的敬重和對印度電影的好奇心就變得無所適從了。以致於現在才顫巍巍地完成「充實」的一隅，對一個電影，從未從此認真過。 豆瓣上有關於展開該電影價值中男權是否侵犯女權的激烈的對抗。一方直呼「爛片」，說女性意識的覺醒不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礎上，而是在父權的逼迫下產生；影片傳達的家庭觀、男女觀、國家觀、體育觀封建迂腐；冠軍的「正確」結果意味著父親殘暴教育的正確，簡直就是一部處處襯著男權和父權的女性電影。另一方高分網友則稱讚該片掙脫了偏見，改寫了上到封建禮教，下到官僚制度的不變法則；父親的缺席也暗示了女性的獨立；女兒對未來應當有自主選擇權，更需要能力支撐選擇。 當阿米爾汗在採訪中談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時說到，「你可以逼一個人摔跤，但不能逼出一個摔跤冠軍。」男權對女權的壓榨的說教也不攻自破。對於片中的兩個生長在印度偏遠地區的女孩，如果不摔跤，也只能落得個14歲就成為別家生育工具的下場，又談何夢想？我們又何能苛求落後貧苦地區孩子思想的自覺。在對女性極其不利的童婚比例高達47%的印度社會，或許嫁人就是每個女孩理所當然的宿命。片中14歲的同齡女孩絕望地哭訴，「the moment a girl is born, teach her to cook and clean, make her do all the household choices.And once, she turns 14, marry her off. Get rid of the burden.」她羨慕兩個女孩有這樣的父親，能夠為了她們「對抗全世界」。而當女孩嘗試到摔跤成功後贏得的那份尊重，她們或許就能明白，完成父親的願望其實是自己最好的出路。它未必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它真的是一種進步。而我們，沒有資格站在道德製高點上對這樣一個飽受非議卻還在抗爭的家庭進行指責。「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佈。」所有事物和人都有一種複雜的特性，沒有絕對的好與壞、是與非。而人性往往在困難的選擇面前才能徹底體現。電影觀眾願意在螢幕前坐兩三個小時，期待看到的正是選擇面臨選擇時真正的人性。 著名美學家朱光潛說到「藝術欣賞者要做到所謂『不即不離」。適度的心理距離，過近是偏激，過遠了，可能被實用動機壓倒了欣賞的需要。 「我們在欣賞上易犯的另一個毛病是缺乏歷史主義的審美原則。」《雷雨》放映，不少人對繁漪甚是反感，認為她不值得同情。她反抗周朴園的專橫冷酷應該從家庭中出走，甚至可以投身工農跟著共產黨去鬧革命，而她卻和名分上的大兒子去亂倫，甚至不惜破壞別人的愛情與幸福。這種觀點孤立來看也無非道理，但忽略了繁漪作為一個深受周朴園奴役、壓制的舊式女人，不可能投身工農革命，在這個可怕的地獄般的家庭中，她找周萍就是一種反抗。她的理想和要求只是個人的愛情和自由。雖並她並非是學習的榜樣，但她在專制下求自由的行動和苦難的境地仍然是值得我們同情的。又如《安娜·卡列尼娜》女主為愛情和自由不顧一切的勇敢，和她拋夫棄子應該譴責的放蕩作為又是觀眾之間的對立。 文化的「偏見」是十分固執的，它不自覺地左右著觀眾的欣賞走向。正因如此，把不同社會混為一談，肆意用自身所在社會群體的道德和法律的準則捆綁其他群體在影評中是大忌。影評人章柏青說到影評的「三要」:九分做人，一份作文；七分文化，三分電影；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就電影而言，所表達的價值觀念不一定正確，而是容納矛盾，而非刻意記錄偉正的三觀，他只是啟發我們思考。藝術不可能永遠先行而不去展現侷限，如果不考慮不同文化地域差異下個體在現實侷限裡的命運，批判也只不過隔空喊號。 印度的思想與宗教實踐不再玄妙而不可及，它以一種或許簡化但卻相當明晰的方式體現於電影之中，變得真實而可觸摸。而寶萊塢所不斷再現的印度生活方式，諸如婚禮、倫理綱常，這種真實性並不體現於劇情本身，而是反映在它以如此虔誠的方式去再現這些儀式，似乎它們便是生活本身。 在印度教的思想中，它從不認為個人可以掌握全部的真理，「寬容不僅是一種讓步，而且是一種義務。」這與西方所信奉的原則大相逕庭。印度歷史上的偉大君主，諸如阿育王、戒日王和阿克巴大帝，都推崇宗教寬容，強調不同宗教之間的相互理解。阿米爾·汗的《我的個神啊》從一個無信仰者的視角出發，在P.K尋找神的過程中，對各個宗教產生困惑並思考，從被不同宗教的群體的追趕，到虔誠地參與不同教派的祭奠朝拜儀式，場面盛大壯觀而真實。該片可以說是對印度文化的高度差異和多元化及一宗教多元主義這一理性傳統的發揮。事實上，單就電影而論，在表現宗教寬容和文化多元上，寶萊塢要遠遠勝過好萊塢。它展現了在宗教、穆斯林、恐怖份子等問題上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思考。不僅是在影視作品中能深刻體現，在21世紀初的印度政壇上，曾經出現總統是穆斯林，總理是錫克教徒，而執政黨主席是基督教徒的奇特組合，這在美國和西歐是絕難想像的。 從歐洲電影美學標準來看，寶萊塢只是廉價的藝術模仿，一味營造脫離現實的歌舞奇景，超長的放映時間和煽情鬧劇。所以印度電影有「一個明星，三個舞蹈，六首歌曲」的說法。這也是我曾經對印度電影的刻板印象，以為歌舞劇就是歌舞劇，不需要它存在的理由。當對其產生困惑後，才知道每一個「理所應當」的表象背後都有一個不可避談的歷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觀眾期望在電影中尋求避世的安寧，所以電影中的場面往往是歌舞昇平，穿插進大量的舞蹈和歌曲。大戰後，這種類型的商業電影往往佔據主流地位，不僅觀眾們樂此不疲，連電影製作者也循環往復地製作同類型影片。另外，由於印度貧富差距、城鄉差別大，因此電影產業廣闊的市場在農村。在傳統上，進電影院的都是中下階層，買上一張即使以他們的購買力來說都是相當便宜的電影票。中上階層一般不進電影院，而是在家通過錄影帶看電影。正因為如此，寶萊塢長久以來所力圖滿足的，便是基層大眾的喜怒哀樂。印度人口眾多，文盲多，宗教和教派複雜。再加上在印度通行的語音多，主要語言至少有26種，又分三種主要方言區，可見語言的傳播相當困難。V.S.奈保爾在40年前寫就的《印度:受傷的文明》中曾一語道破:「印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幾百個國家。」因此，對於文化程度相對較低的中、下層的大眾印度人民來說，大量的歌舞片段代替語言交流無疑不是一種電影被廣泛接受的終南捷徑，刻板印象也隨之產生了。其實，音樂舞蹈元素與印度電影商業鍵條上的價值，及所涵蓋涉及古典宗教民俗文化也是值得考究的。 印度並非競技體育強國，但寶萊塢卻貢獻出了一大批精彩的體育電影(例如《加油吧！印度》《靈魂奔跑者》、《斷線人生》、《巾幗拳王》)雖然涉及的體育項目不同，時代背景大相迥異，但都能將體育與社會事件，與人的友誼、成長合為一體，《摔跤吧！爸爸》則是換取父女(親情)的角度。一重要原因在於，體育正是可以構建文化國族主義的最佳手段，這與中國政府重視奧運會之類的競技體育可謂殊途同源。 《加油，印度！》是一部關於印度曲棍球項目的體育電影。也是將當代印度社會廣受關注的焦點問題融入其中，和《摔跤吧！爸爸》有點相似，包括女性地位、國家意識等，帶有極強的現實感。儘管沙魯克·汗是主角，但電影仍著力刻畫球隊成員所遇到的各個問題，揭示印度女性所處的困境，諸如在社會層面(包括體育管理當局)對女性的歧視，以及女性在事業與婚姻選擇上的兩難等引起諸多共鳴。電影上映後，印度女學生中掀起了一股加入曲棍球隊的熱潮。同樣在《摔跤吧！爸爸》上映之後，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勢，掀起印度女性加入摔跤運動的熱潮。改寫了許多印度農村貧苦女孩的命運。 在娛樂大眾之外，印度電影界一直有直面現實的傳統，譬如薩蒂亞吉特·雷伊的阿普三部曲。阿米爾·汗繼承了這種嚴厲地自我批判的傳統，將電影這門藝術的社會批判功能發揮到極致，同時又極具娛樂性，為全印度觀眾所熱愛。《地球上的星星》也是由阿米爾·汗主演的一部探討有讀寫障礙症的兒童的教育問題的佳作。《三傻大鬧寶萊塢》該片可以說令世界重新認識了印度，電影所洋溢的特立獨行精神和對現行教育體制的批判。與《地球上的星星》一脈相承。同樣由阿克謝·庫瑪爾主演的《偶滴神啊》(《OMG:Oh My God！》)用幽默的故事和風趣的態度批判印度的宗教迷信現象，與《我的個神啊》(《P.K.》)諷刺宗教騙子，反映多元宗教和信仰並存的現實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影片上映後成為上至國會、政府，下至街頭巷尾的社會熱點話題，引起的轟動和社會討論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娛樂和藝術，進而成為點亮印度社會前進的燈塔。通俗文化所蘊含的社會意義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 豆瓣上不少人大讚米叔製作並主持的節目《真理戰勝一切》(又譯為《真相訪談》)，於是趁著無數個與蚊子廝殺的夜惡補了一下。確實是為新聞調查訪談節目裡的業界良心之作！米叔力圖通過與專家和官員的訪談，將新聞節目的披露真相與社會科學的理性分析融為一體，探討印度最為陰暗的社會現象:兒童性騷擾、嫁妝、包辦婚姻、醫療腐敗、家庭暴力、種姓制度，等等。談到對真理的探求，阿米爾·汗指出需要聽取每一個立場的聲音。」「Maybe I am not agree with you,but I need to know the point of you.」想起前些天翻到《看見》裡中柴靜在部落格上對何為真相及對真相的探尋」真相是無底洞的那個底。」「保持對不同論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探尋就是要不斷相信、不斷懷疑、不斷幻滅、不斷摧毀、不斷重建，為的只是避免成為偏見的附庸。或者說，煽動各種偏見的互毆，從而取得平衡，這是我所理解的『探尋』。」儘管他們是來自不同國家的或是記者，或是主持影星，對於社會問題的責任感和對發掘真理的使命感的堅持卻是相同的。印度人民親切地稱米叔為「印度之星」實在恰當不過。 面對西方強勢文化對其他弱小民族的話語霸權和文化滲透，印度從早期直到現在一直注重在影片創作中強調自己的民族審美特性和表現本民族文化價值和觀念意識。對印度社會思潮的精確把握、直面印度的光榮與痛苦、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平衡取捨，使得寶萊塢與整個印度社會緊密地糾纏在了一起，形成牢不可破的共生關係。同時，寶萊塢一直在價值觀上引領社會，將大眾所面對的問題轉化為螢幕上的悲歡離合，將看似濫俗的音樂、舞蹈和情節套路賦予新的生命，向廣大觀眾提供歡樂、勇氣，以及對未來的希望，這恐怕才是寶萊塢能夠在印度乃至整個南亞市場上完勝好萊塢的關鍵所在。 柴靜說「寬容不是道德，而是認識。唯有深刻地認識事物，才能對人和世界的複雜性有了解和體諒，才有不輕易責難和讚美的思維習慣。」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有偏見，媒體有偏見，個人有偏見，而糾正偏見最好的方式就是「讓意見市場流通起來，讓意見與意見較量，用理性去喚起理性。」 電影同《看見》中所描述的採訪，不用來評判，只用來了解:不用來改造世界，只用來認識世界。電影的價值，即如記者的使命，是讓人「明白」。看到千萬年來的世界何以如此，個人的悲酸歡慨也就越微不足道，降臨在你身上的事不過是必然中的細枝末節。走出影院沿著南湖一路騎行回去，看到柳樹遮掩的橋，橋那邊是湖，湖那邊是天。 (致敬優秀印度電影，致敬阿米爾·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