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進詮釋「人性本惡」

拉斯·馮·提爾導演的《狗鎮》是一部極其特別的傑作，不僅因為它並不復雜的故事被配以非同一般的近三小時片長來講述，更因為其標新立異、高度實驗性的拍攝形式與充滿悲觀主義色彩的核心得到了有機的結合。

首先，本片在形式上的特點有三：

第一、視聽上的上帝視角運用（旁白口吻與攝影角度）。開篇、結尾與中間的個別鏡頭都採用了極具表現力的俯視鏡頭，同時導演有意不去拍攝小鎮以外的世界，在女主角格蕾絲唯一一次嘗試逃離狗鎮的過程中也僅僅給了多個角度相同、正對運貨車車廂的鏡頭，這不僅配合營造了格蕾絲當時所處的不安與未知氛圍，也讓「狗鎮」的封閉屬性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加強，使得這期間發生在狗鎮上的事件多了一種隔世感。

第二、分章節敘事。分章節敘事讓故事的起承轉合比常規敘事手段更顯清晰，每一章開始前都出現了有關故事本身的文字說明，讓觀眾得以在大段的話癆戲中不至於把握不到重要的故事節點。

第三、也是《狗鎮》最突出的一點，莫過於其常年被津津樂道的、有意為之的「舞台感」——有窗卻無門的房間，有光卻不見景的外圍，只以地面上的白線表示和劃分公路與居民房屋等等，讓電影從一開場就吸住了我的眼球。這種瘋狂的反常規拍攝方式像是在提問：完善的場景佈置對真實感乃至基本電影感的體現難道是絕對必要的嗎？電影感問題上可能有待商權，但在我看來，其對真實感的表現不僅絲毫不受影響，甚至像剔除了某種累贅，反而直接通過驚艷有力的表演和劇本完成了更好地輸出。我相信，這是拉斯·馮提爾一次自問自答式的實驗與探索。

接下來說說故事與核心。

所謂「牆倒眾人推」，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長久以來都是倫理道德意識得以維繫的重要因素，而「狗鎮」這個地方便一定程度上構成並代表了一個最簡單、脆弱但又足夠完整的社會。實際上，《狗鎮》講述的就是建立在每個「狗鎮」居民人性之上的那些是非觀與道德觀如何逐一「不攻自破」，並以「狗鎮」這個小鎮的社會良知徹底瓦解、為其罪惡償還代價而告終的故事，充滿以小見大的寓言性。

在最後一章中，隨著格蕾絲與自己黑幫父親的對話緩緩進行，影片的最終懸念也隨之揭開，同時完成了一個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反轉。我們得知，一開始看似在逃亡並尋求藏身之地的格蕾絲，其實是懷著一顆「希望這個世界更美好些」的心而有意前來的，並早已對這一切有所預見。由於過度悲天憫人的關係，她的善良甚至包含著如其父親所言的、帶有道德優越感的「傲慢」。然而，即便是這樣一個有著「聖母」式追求的人，即便一切都是其自尋所致，她也難以將自己在此所受的屈辱和苦難只視為一次「人性考察體驗」，最終成為了本片中最後一個解放惡欲的角色。在人性黑暗面的強烈衝擊下，她也最終展示了自己不願再掩蓋的黑暗，正如構成集體淪喪的那每一個個體一樣，殊途同歸。

就這樣，一個個角色身上徒有其表的、所謂「善良」的外殼被擊碎，在拉斯馮提爾的描繪下，人的原欲與野蠻性從未隨著受教育程度（或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逐漸消失，而更像慢慢被馴養成一頭潛藏於真善美背後的困獸，有時候出逃與否，可能僅僅取決於那把插進道德牢門的鑰匙是否在手。比如逼人就範的恰克，與其最先作惡的設置對應，他的鑰匙是「危急時刻」與「證物」的強強聯合，而那甚至不是用來打開自己內心的，是用來打開格蕾絲外衣的。而恰克可能便是文明程度最低的那類「文明人」的代表，他們的惡欲最易迸發，也最不需要自我說服去排除罪惡感，助長他們，只需要提供給他們具備安全保障的時間和空間就夠了。這之後，還有那些以教育名義宣洩嫉妒與仇恨的女人們，又或是那些鎮上前赴後繼的男女老少，一直到狗鎮上最晚作惡、又作了最大惡的人：曾自視為狗鎮的道德領袖、自認為與格蕾絲深深相愛的湯姆，終於在鎮上其他男性都在集體享受罪惡之歡、而自己卻除了言語之外找不到合理道德動機（也不排除性無能的可能）去滿足愈加膨脹的征服欲的情境下，開始打著「威脅事業、威脅狗鎮」的旗號，將格蕾絲驅逐，也最終為小鎮引來滅頂之災。湯姆可能是文明程度最高的那類「文明人」，或者僅次於格蕾絲，但最終還是難免在社會輿論約束力完全失效的情況下，不可控地原形畢露了。《狗鎮》的「人性本惡」主題，由此得到遞進式的完美詮釋。

無論我們是否同意拉斯馮·提爾那可謂極端的價值觀，最終，每一個人在「為人」這個前提下難以否認的是：人性之惡人人有之，只不過傾瀉「惡」的出口與時機，因人而異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