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內克的道德情景實驗

在電影節當記者，如果只看片寫影評的話，評價一部電影通常情況下有兩個維度：第一維度自然是和同一單元競賽的其它片子相比，畢竟最後大獎的歸屬才是大家最關心的事情；另外一個維度就是跟電影作者之前的作品相比（如果不是處女作的話），特別是之前屢獲大獎的電影大師之作。

而今年坎城電影節最受人矚目的大師自然是奧地利導演麥可·哈內克。要知道他上兩次帶著作品來到坎城，都在最後捧走了金棕櫚大獎，如果今年再次奪魁，那他就創造了歷史。

但是評價《快樂結局》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哈內克的電影技法太過獨一無二，無法用常理拿捏，只能按照這兩個維度來，才能在某種程度上正確地初部評價這部電影。

《快樂結局》的媒體首映場被安排在了整個坎城電影節最黃金的時刻：第一週的週日晚上，而此時主競賽單元也正式進入了後半程，今年已經在電影史上留名的大師幾乎僅僅只有哈內克一位，其他的參賽選手要嘛是後起之秀，像希臘導演歐格斯·蘭斯莫斯，或者是中間力量，比如河瀨直美，法國導演弗朗索瓦·歐容。在對電影可能性的探索上，哈內克已經比這些「年輕人」走得更遠。

哈內克電影技法的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既不是他冷靜近乎無情的鏡頭克制，也不是突然而來的血腥暴力，而是資訊的藏與露。《快樂結局》有非常醒目，抓人眼球的主題：僵而不死的法國上層社會大家庭，移民問題，各式社交網路鏡頭的介入等，這些他都不曾有任何的藏匿，這也和他的前作類似。

可以把哈內克的電影看成一場「道德情景實驗」：確定需要研究的主題，選擇需要的人物，設定需要的情景，推測可能的結果。不過哈內克所感興趣的，並不是結果的正確性，而是在實驗過程中的激發的思考，不僅僅在創作者腦中，更是在觀看者身上。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哈內克藏匿資訊的功力就凸顯了出來：比如《快樂結局》中伊莎貝爾·於佩爾飾演的建築公司女主人的兒子，作為配角，他的人物情緒狀態是非常外化的，其中一場讓人非常不舒服的卡拉OK戲就說明了一切，不過他情緒的動機卻藏得特別深，這不但表現了他與母親之間交流的阻斷，更體現了與整個家庭的隔絕。

哈內克把動機的線索藏在了角色出現的每一個場景，有對話亦或沒有對話，直到最後一個場景角色帶著一群非洲移民出現在了公司慶祝午宴上，得到了完整。

可惜的是，如果拿《快樂結局》和哈內克的前作比，卻是他最洩氣的一部份。

哈內克是出了名的「控制狂」，每一個攝影機的擺設位置，每一個鏡頭的構圖，每一句台詞，在他寫劇本的時候就是已經確定的了，都只是他「道德情景實驗」的組成部份。

《快樂結局》雖然依然保持著「手術」般冷冰冰的實驗感，但是哈內克這次卻沒能給這種「實驗感」一個現實思考的出口。多主題的相互碰撞消解了前作中常見的道德困境，在觀看者身上造成的情緒凝聚力，而這種碰撞卻也沒能勾勒出一幅夠廣泛夠普遍的浮世繪。哈內克說這樣的家庭可能出現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不一定非要是在法國北部加萊地區，但是事實是，作為法國通往英國的陸路樞紐，這裡恰恰是法國難民問題的中心。

哈內克在記者會上拒絕回答記者任何以「為什麼」開頭的問題，他認為」讓電影人解釋自己的電影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就像讓「演員解釋所飾演的人物」一樣，一切答案都在演員的表演中（當然是指合格的表演），都在導演在電影裡放出的資訊里。

哈內克放出了如此簡潔的資訊，卻要比嘗試處理相同主題的諸多其他電影更加有效，所以說，即便《快樂結局》不如其前作，卻依然是部大師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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