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論文與論文電影

《萬事快調》另有一個譯名叫《一切安好》。一切當然不可能安好，戈達爾的內心總是風起雲湧，他的政治情懷不是一個政治理想那麼簡單，而有邏輯與道德的嚴格要求，這些要求把他推得向左向左再向左。讓他成了一個標竿。——這個標竿在今天看來，幾乎有點陳舊和好笑。但是重溫1972年的《萬事快調》，他依舊還是能用他的才華來震憾你，讓你在形式上被他制服，然後忽然想到，革命其實還是問題，左和右也還是問題。它們都不曾消失。
　　
　　電影拍得完全像一個論文。先是1968，一個肉聯廠的工人們把廠長扣押在辦公室裡當人質，一個美國女記者蘇珊與一個法國導演也被困在其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是西方導演們記得最牢的毛主席語錄，貝托魯奇在《戲夢人生》里引用過，塞爾喬•萊昂內在《革命往事》里也引用過，戈達爾一樣也引用了這句話），但是電影裡的階級鬥爭場面，在中國觀眾眼裡看來實在溫和得很，工人們讓廠長在廁所間奔波以體會限時方便的痛苦，廠長情急之中砸了塊玻璃解決問題——是不是我們看過聽過的太多？簡直像個小幽默。但是當然，資產階級的萬惡與無產階級的痛苦不因為曾經的「敘事方式」過於單一，就真的變成了藝術的一部份，而已經不在現實之中。——戈達爾把這部份內容放在一個平面里來拍，細節與場景依舊有強烈的諷刺度與感染力。然後1968年的革命很快過去了，1972，重新歌舞昇平，就像導演如今拍的廣告片一樣。蘇珊很痛苦，她想要離開。
　　
　　在碟片的花絮里，有一封戈達爾寫給簡•方達的信。他說，要用方達在越南拍的照片（方達是著名的反戰人士）作為電影在坎城電影節的宣傳海報。電影中的蘇珊走向哪裡？全世界的蘇珊能做些什麼？也許簡•方達的所作所為，剛好給了戈達爾一個答案。但是這個答案依然不是一個生活之中的答案。知識分子的內心糾結，恰如戈達爾的這封長信般輾轉反覆，對「意義」念茲在茲地糾纏不休。
　　
　　「意義」這個詞太貴重。沒有對「意義」的在意，虛無與庸俗容易入侵個體生活，但如果是外來的「意義」，又讓人心生警惕，不知道這個意義會對個體生活進行怎樣的預支。對於戈達爾，這麼一個資產者的兒子來說，成為左派是他樹立起自我的一個反向度的向度，他的「意義」追索是自內而外的，是知識分子式的邏輯推導，並最終成為一種倫理需求。而他最厲害的地方，當然在於他簡截有力的鏡頭、剪切與聲畫對位——每一個細節拆分出來，都可以進行一點「意義」的探討。然而他最難得的地方，又在於他的「論文」里其實並不拋棄生活，每一個人在他的鏡頭下都還是每一個具體的人，觀點，感情，可以溝通理解共鳴。蘇珊心情鬱悶，和男友吵架，她故意掀翻了一個茶壺蓋，然後踢了男朋友一腳。——但是這個細節，拍得多麼「優雅」——是屬於簡•方達這樣的左派的。戈達爾的把握多麼帖心！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