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屠殺拍成了一場風光

《南京！南京！》之於我是一次災難性的觀影經歷：剛進入放映廳，就看到一位孤身一人的七旬老太，早已坐好，臉上帶著歲月磨就的悲傷，登時讓我心裡緊了一下；找到座位，右邊是一個四仰八叉、長的像個自殺式爆炸襲擊者的男人，他雙手都架到扶手上，支到了我這一邊，胳膊肘直取我的腰眼，他把飲料放在左手——那本該是我的飲料位，二郎腿翹到了天上，膝蓋指向我，渾身酒味兒，喉嚨里冒著奇怪的聲音。用不著聽他說話，那張瘦削陰翳的臉上就寫著偏執倆字。我斷定他是一個容易陷入狂熱的人，看這樣一部電影身邊是一個這樣的人，我從一開始就感到緊張了。

過程不用說了，高度暴力的畫面，毫無希望的故事，觀眾的啜泣聲，都讓我非常壓抑。更壓抑的是眼瞅著在公共場所熊熊點燃的民族主義熱情：日本兵攻城成功，在江邊洗澡休息、跳起家鄉舞的時候，我右邊的自殺式爆炸襲擊男高聲喊了一句「操你媽的」，也印證了我對他的判斷；片中唯一一個溫柔的代言人、慰安婦百合子，在露出一口不算好看的白牙時，我身後的一位女觀眾脫口而出「真你媽難看」。而我在看這部片子的過程中一直在想的一個問題就是：陸川為什麼要拍這樣一部電影？他拍這部電影，到底想表達什麼？

這部電影所標榜的就是真實與非愛國主義拔高戲，很多人也正是衝著這個叫了聲好。但我想問，僅憑真實和某種有時顯得過於刻意與過去的宣傳手法相區別的人道主義情懷，就能成為一部好電影嗎？我承認了它的真實，完全相信陸川拍出的就是當時南京城裡發生的。但這部電影如同一個虐待狂，把倒懸的頭顱、中國婦女的裸屍、被扔下樓的小孩這些細節源源不斷地提供給觀眾，提供給他們恐怖與絕望。別的呢？沒有了。除了巨大刺激、慘絕人寰的視覺經驗之外，陸川什麼也沒有給。他所以為特立獨行的、基於普通日本兵的人道主義視角幾乎毫無作用，由於過於用力，所有與士兵角川有關的戲都顯得做作而且拖沓。何況屠殺永遠也成為不了闡釋人道主義的好題材，對於在民族情緒壓力（哪怕只有一點）籠罩下的觀眾，根本無法在人性本位和切膚之痛中平衡自己的情感，這帶給他們的只能是煩躁。

我不想重複那些精心安排、不厭其煩的刺激性鏡頭，跟鄉村集市里「雙胞胎美女與蛇共舞，侏儒男人吐火吞劍」沒什麼區別，賣的是國難，自然帶著滿口仁義道德的自我優越感。陸川把1937年的南京拍成了一部僅僅為了展示災難而拍的電影，無非就是一個接一個的「讓你看看什麼叫慘」而已。說它災難片還是客氣婉轉的，直接點說，《南京！南京！》只不過是部「黑色風光片」，似乎善良，實則毫無道德可言，用的是最庸俗與獵奇的手法，通過傷害所有的觀眾，樹起自己那個寫著悲天憫人的爛牌坊。

我思前想後，覺得這部電影只有兩個功效：一是作為不帶意識形態傾向的影像資料保存，二是用露骨的感官刺激激起狂熱民族主義情緒。若不是題材可資利用，這部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是最嚴格准入級別的電影絕對無法在中國過審。國家在文化審查上的雙重標準（無標準），讓《鬼子來了》這樣一個處處精當地描寫人性，充斥著導演無可複製的出色個人才華的影片因為「政治不正確」無法公映，又讓《南京！南京！》這樣一個無愛無德的「黑色風光片」成為媒體與票房明星。觀眾們一窩蜂的追捧，怎能否認影片一再明里暗裡標榜的「重口味」於其中的驅使？我可忘不了有一次《Nanking》在全北京電影院免費播放一週，我與女朋友去看卻碰上因為無人訂票而取消該場次的事。

如果封存在檔案櫃裡，那麼事件發生72年後誕生的《南京！南京！》算是個珍品，我希望2061年也能出現同樣水準的《北京！北京！》。如果作為商業電影公映，那麼它就是一個帶著無比偽善的沉痛表情去欺世盜名的騙子，這樣的騙子在中國永遠不會絕跡。如果作為愛國主義題材電影在12月的中央六播放，那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管理部門的道德水準豎起我最誠摯的中指。如果一個小學校長拍腦袋決定，「為給我校學生上一堂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課，今天下午在工人文化宮集體觀看《南京！南京！》」，那麼，PK14是怎麼唱的？——「讓我爛掉吧。」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