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氏911》的「紀錄」

麥可•摩爾常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棄兒」，這位堅持用攝影機展現美國社會真實之真實的導演，從《羅傑與我》到《科倫拜耳保齡球》，從《華氏911》到《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關注的始終是社會熱點，構成其作品最特立獨行症候的元素乃是獨特的切入方式，《科倫拜耳保齡球》對於校園槍擊案的社會成因做出了有關宏旨的解讀，在於美國社會的寬容度與疏離。而在其獲得坎城金棕櫚大獎的紀錄片《華氏911》中，更是充分藉助了影像素材的再還原與真實力量，庖丁解牛一般解開了從911事件到伊拉克戰爭這一段美國曆史中，總統布希所處的位置以及與美國主流意識形態背道而馳的內幕解讀。這使得摩爾成為美國政府尤其是共和黨人的眼中釘，卻又建立起了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口碑。
影片一開始，便是佛羅里達州選民慶祝戈爾贏得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慶功畫面，一派的歡騰景像，然而音樂卻始終陰鬱沉悶，而當電視畫面出現時，音樂卻又轉為戲謔的鄉村吉他，隨著新聞畫面一幅幅閃過，戈爾的獲勝轉成了布希最終勝利，這是一場戲劇性的轉折，也潛藏在旁白中，諸如調侃本•阿弗萊特、斯蒂夫•旺達以及「像夢一樣」等。旁白成為這部紀錄片的敘述主體，而絕對真實的歷史畫面卻在影片中以一種反常規的方式組合起來，形成了新的「蒙太奇」效果。
《華氏911》並不是以戲謔搞笑為能事的劇情片，然而縱然作為一部紀錄片，也絕難用一般的標準來衡量，在常規的紀錄片構成元素中，真實的畫面、當事人訪談以及恰到好處的旁白，給予作品一個大於等於畫外之意的延伸空間，是一部優質及誠意紀錄片的基本特徵。在麥可•摩爾的作品尤其是《華氏911》中，這些元素一個不缺，出現的競選電視節目、布希在白宮以及各種場合的畫面以及當事人與民眾的訪問畫面，統統是如假包換，而旁白也並沒有忘記在對鏡頭畫面作出解釋的同時，加諸其言外之意。乍看是四平八穩，然而在這部影片中，真實的畫面被有機組合成針對布希政府的反面教材，當事人訪談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自布希初次出任美國總統以降，關於911、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重重黑幕，旁白更是麥可•摩爾神來之筆，冷調侃的調子，配合著畫面將布希所代表的美國政府與這些年來的災難關係娓娓道來，一筆一划勾勒著錢字作怪的另面真相。
在關於911襲擊事件事發當日的段落中，畫面採用了布希在佛羅里達小學與學生一起唸書的影像，畫面本身單純地沒有特殊含義，然而麥可•摩爾採用了一種引導式的旁白進行著影片的，他在旁白中這樣說：「當他被告知世界貿易中心遭遇了一次八年前恐怖份子就開始策劃的一次襲擊時，布希先生決定繼續前往學校，不想錯過這個在公眾面前露臉的機會。」這是一種明顯帶有傾向性的口吻，而在之後，這樣的旁白，與布希在教室中的現場畫面緊密結合，形成了一種具有極強說服力的視聽效果。
當畫面出現了布希的隨從（可能是旁白所說的「參謀長」）過來對總統耳語時，旁白說道：「他的參謀長走進了教室，告訴布希：國家正在遭遇襲擊。」隨後參謀長退出畫面，鏡頭拉近焦距特寫布希面部，如果沒有音樂與旁白，這將是一個正常不過的新聞畫面或紀錄場景，然而，輔以焦灼配樂的旁白在鏡頭盯住布希的臉數秒後這樣說：「他不知道該做什麼，也沒有人告訴他怎麼做，也沒有保衛人員把他帶到安全的地方，不是就一直坐在那裡，繼續和孩子們一起讀『我的寵物山羊』。」旁白里布希的臉色陰晴不定，時而抿嘴，時而抬起眼睛望一眼前方，也是焦灼不安，然而通過旁白，放大了這樣的不安情緒。
這只是《華氏911》傾向性明顯的表現手段的一例，在之後，麥可•摩爾歷數了布希家族與中東富豪家族的經濟糾葛，一步一步推出了包括911事件以及伊拉克戰爭之於金錢得到關係。
客觀說來，《華氏911》的敘述邏輯並無不當之處，切入事件的角度可謂一針見血，作為一部某種程度上反主流的紀錄片，能夠用全新的視角發出向真實求索的聲音，這是這部紀錄片最值得稱道的地方。而作品相當程度的政治傾向化，使得作為一部紀錄片，《華氏911》失去了某些客觀的力量。儘管在影片中也有大量對伊拉克戰爭參展者家屬及士兵等的訪問，對這場世所公認的愚蠢戰爭發出了催人警醒的聲音，然而其立場依舊是建立在以之前大量旁徵博引出的對總統布希及其家族的「黑金」行徑導致的種種對美國國家利益以及民眾利益造成嚴重傷害的事件的基礎上，目的依舊是針砭布希政府。在這一點上，伊拉克戰爭的段落與其說是對戰爭本身反思，不如說是對整個戰爭誘因的反思，這一段落所表現的情感越沉重，對布希家族及政府的批判力度就越強。就事論事，這是一部里程碑意義的作品，突破了一般紀錄片的「紀錄」功能，幽默感與沉重姿態並存，形成了屬於麥可•摩爾的「紀錄」，一種鮮明指向性與力求真實的姿態，儘管這種角度以及敘述不失偏頗，但依舊掩飾不了這種追求的寶貴。
由《華氏911》及麥可•摩爾，審視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降的世界紀錄片，在題材多元化、表現手段不斷豐富、立場更為鮮明背後，其實缺少的不是真實的聲音，而是發出這種聲音的勇氣，當麥可•摩爾用他的攝影機很認真地在講事情，然而他鏡頭中出現的世界是異於慣常視聽的，這或許也是曾經真實存在的卻被大多數人忽略過了。其中興味有些如同梁文道《常識》中所表達的觀點：有些事情說出來振聾發聵，殊不知這其實只是生活中的常識，被集體忽略的常識。當大家對準了非洲難民、越戰老兵、劃時代的音樂節，那個用「保齡球」敘述校園槍擊案、從細微處證明「4盒火柴與2隻打火機可以帶上飛機」的荒謬性的胖子，無疑成為了貨真價實的常識觀察者，而這正是他的紀錄片作品與他者不同之處。
《華氏911》另一個突出特點是無處不在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不屬於搞笑無厘頭，在「100多英裡的開放海岸邊境，因為預算削減，保護著邊境的州警總數，只有一個」里，一笑莞爾後，是對美國反恐體系的口是心非冷酷的控訴，而接二連三的剪接老布希及小布希接見沙烏地阿拉伯政治經濟人物，造成的不僅僅是視覺上的眼花繚亂，更是堆積的對真相的追索，摩爾本人在鏡頭前出現時一貫都是笑瞇瞇神情，作為出鏡的導演，與其影片中的布希形象形成諷刺對比。
這樣的幽默感不僅屬於摩爾，然而他將這份幽默感用到刀口上，不止《華氏911》，包括之前的《羅傑與我》、《科倫拜耳保齡球》以及之後的《醫療內幕》與《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獨立精神與社會關注，始終不曾離開這位紀錄片導演，這是全球紀錄片發展的一個趨勢，卻需要更有力的形式來支撐，無論《華氏911》的立場如何，就作品本身，無疑已經是一個形式上的極佳範例。至於電影與政治的糾葛以及麥可•摩爾本人與征服權力之間的關係，則變相地折射出美國電影的意識形態景況，依舊還是主流價值的體現，而紀錄片這種最為顛覆意識形態話語的電影形式，更是各種矛盾最容易集中爆發的焦點。所以《華氏911》的「紀錄」，從電影文本角度，是一次有傾向的形式上開拓嘗試，從社會互動角度，則是主流與真相的交鋒。這一尊金棕櫚，想來，更多的是因為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