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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

太阳帝国/太陽帝国/太阳帝国

7.7 / 134,397人    153分鐘

導演: 史蒂芬史匹柏
編劇: J.G. Ballard 湯姆‧史都帕
演員: 克里斯汀貝爾 約翰馬可維奇 米蘭達李察生 Nigel Ha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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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註銷]

2010-05-28 17:46:06

上海外國僑民的日本集中營生活


上海從大班到楚囚


「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年紀大的人坐在小凳上敲磚頭。他們都是舊上海的大班,從公共租界來的大商人和前英國官員。珍珠港事件之前沒人能想像這些整天由中國下屬和僕人服侍的重量級人物會幹如此艱苦的體力活。」——《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第5章。


從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軍在上海設立盟國僑民集中營,關押英、美國等國僑民六千多,涉及十餘國,歷時兩年七個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發生在上海的影響極大、極其重要的世界性事件。


集中營設立


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日文名稱是「上海敵國人集團生活所」,英文名稱是Shanghai Civil Assembly Center,抗戰勝利後中文習稱「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


上海集中營始設於1943年1月,但此前已經作了一些醞釀與準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加大對上海英、美等所謂敵國僑民的控制。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日本就已經考慮在戰爭爆發以後如何處置在中國的英美僑民及其財產問題。1941年11月22日,日本亞細亞第一課提出《國際形勢驟變時在支敵國人及敵國財產處理要綱(草案)》,對戰爭爆發後敵國人的處置問題提出意見。草案提出,如果國際形勢驟變,對於在中國的敵國人及敵國財產的處理,「應以相互主義為指導,國際法為準則,並致力減輕我方負擔,善加利用,避免無益的破壞與散逸」。所謂相互主義,就是敵國如何對待日本,日本也如何對待敵國。文件中提出,對於在中國的敵國人,「應置於帝國軍隊的監視之下,其居住及旅行應受到限制。軍事上,在必要情況下,應對有可能被編入軍隊以及其他有可能於我有害的敵國人予以拘留」。對於專業技術人員, 「其技術及經驗可以為我方所用者,應保障其生活,在一定條件下維持現狀加以利用」。


按照這一原則,日本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於1941年11月27日撰寫了機密文件《在支敵國人及其敵國權益處理要領(草案)》 。1941年12月7日,即戰爭爆發前一天,日本外相東鄉給在南京的代理大使日高發出特急、極密電報,對戰爭發生以後如何處置敵國領事、敵國人提出要求。其中對於一般敵國人的措施包括:特別要求宣誓不做出於日方有害的行為,搬家、旅行需要得到軍部的批准;郵件要經過審查,非加密電報採用許可制;禁止升揚國旗;監視一般敵國人;禁止集會演講。


1941年12月8日,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後,宣佈英國、美國、荷蘭、比利時、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巴拿馬、古巴、南非等16個國家和地區的僑民為敵性國僑民,並根據上述原則,向英國、美國、荷蘭等駐滬領事館派兵,停止這些領事館的一切業務,關閉、封存了無線電設備,將領事館人員收容集中管理。同時,日軍對英國、美國、荷蘭等國的駐滬銀行進行接收清算,對所謂敵性國企業,則以「軍管理」的名義進行侵佔,第一批軍管理企業就有64家。


1942年1月20日,日軍宣佈對上海英美等國僑民進行人口登記。其時,上海有英國人5865名,美國人1369名,荷蘭人152名。9月20日,日本佔領當局規定,從10月1日起,敵國僑民凡滿13歲者均須佩戴紅色臂章,臂章寬10厘米,上以一個英文字母代表國籍,美國為A,英國為B,荷蘭為N,其餘小國為X,日本留用的工部局英美人員也不例外。日軍同時規定,凡佩戴這類臂章者,不得進入戲院、電影院、舞廳、夜總會、回力球場、跑馬廳等公共娛樂場所。


1942年10月,日本軍事當局決定對於在中國敵國人,採取分別對待的措施,對「拘押者」和「集團生活者」進行區別,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者、特別是可能對軍方造成危害者實施拘押,對其餘人實施集團生活。


1943年1月24日,日本駐滬領事館制訂《在滬敵國人集團生活所實施要綱》,決定對於與日本處於交戰國關係的英美等國在滬僑民收容進集中營,但是菲律賓人、印度人、馬來人、緬甸人、持有英美國籍的日本人、中國人以及荷屬印度人除外,對於那些與日本斷交國家的人民,將視對方國家的態度採取相應的舉措。當時估計將被收進集中營的人有7750名,決定在上海設立八個集中營,另在揚州設立一個集中營,也屬上海集中營範圍。


1943年1月29日,集中營正式啟用。1943年4月底,第一階段收容告一段落,八個集中營共收容英美等國僑民5258人。1943年9月19日,大約900人乘船離開了上海。這次歐美人撤離以後,日本佔領當局對上海集中營人員進行調整,浦東、滬西、龍華等處集中營的收容者發生較大變動,由揚州集中營收容的一部份僑民也被移往上海。1943年10月中旬,上海集中營收容人員為5706人,1943年11月底為6155人,1944年9月底增加到6200人。這些人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荷蘭、比利時、澳洲、紐西蘭、南非、蘇聯、葡萄牙、挪威等。被關押者,年齡最小的為6個月,最大的為88歲。


集中營歷時兩年零四個月,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才結束。


集中營分佈


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一開始為八個。1943年9月,原屬於軸心國的義大利同英美簽署了投降停戰協定,隨後,日本在上海設立了專門關押義大利人的集中營。這樣,集中營就增加到9個。浦東、龍華兩集中營規模最大,人數最多。


集中營一般用鐵絲網與外部隔絕,門口設有崗亭。有的集中營(如滬西第一集中營)由於鐵絲網不牢,處於居民比較多的地方,容易與外部發生接觸,曾發生被收容人員成功逃脫的事件,也曾發生成功向外遞交書信事件。


日本佔領當局對集中營實行軍事管制。僑民進來時,嚴格限制攜帶物品數量。進來後,必須宣誓服從管轄,不從事任何違反集中營制度的事情;僑民在集中營,每20人或10人編為一小隊(有的稱班),每小隊設一小隊長;各小隊分屬若干大隊,大隊設大隊長;小隊長、大隊長均由被收容的僑民中產生。每個集中營設「集團生活所」所長一名,事務主任一名,囑託、巡查若干,均由日本人擔任;每天在所內隔一小時進行一次巡視。


進集中營時才10歲的Betty Barr回憶她進營的細節:


離家前幾周,我所感興趣的是對於搬進集中營所做的準備。允許每人帶四件行李,沒提到行李大小有什麼限制。於是,父母叫來中國的包裝工人,他們的技術非常純熟,把一大堆東西堆在我們四張床上,包括床墊一起用藤條縫合上。行李中有:一張摺疊桌、四把摺疊椅、被褥、蚊帳、桶、鍋、壺、琺瑯盤子、杯子、刀、叉、勺子、開瓶器、園藝工具、木製搓衣板、掃帚、簸箕、抹布、一個室內用的罐子。


由於不知道究竟會在裡面呆上多久,我們儘可能多的帶了罐頭食品,還有書、遊戲等,尤其是對於我來說特別重要的玩具,甚至玩具床也帶了。每一件行李上都標有營號。4月10號進駐集中營的人屬於第22列,我們全家的編號是:22/225(爸爸),22/226(媽媽),22/227(Dick),22/228(我)。


我們於早晨七點半出發,包了三部人力三輪車駛向哥倫比亞俱樂部——我們集中的地點。


大巴來了,告知我們每人按編號上車。秩序很好,沒有逃跑或尖叫發生。上午十點半,我們動身了。大多數大巴都有一個日本警衛,惟獨我們的那輛沒有。車上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認為是度假出遊去,旅途中愉快的聊天,但是稍大些的Dick和我,都很安靜。


我們駛過霞飛路,路過徐家匯大教堂。離開法租界後,路變的骯髒而顛簸,小村莊被稻田圍繞著,灌溉水渠縱橫其間。最後我們到達了目的地——龍華C.A.C(公民集合中心),我們集中營的官方名字。集中營離古代的龍華塔不遠,先前是(現在也是)上海一所著名的寄宿制學校——上海中學的校園。1943年的時候,它還被鐵絲網圍著。


我們駛進前門時,約1000多名已經到達那裡的同胞在最近處兩棟房子的屋頂上向我們揮手致意,蜂擁而至歡迎我們的到來。但是我們沒有發現其中有認識的朋友,站在人群中倍感孤獨。


我們十人一組被引進主樓,父母則要簽名宣誓。


隨後有人給了我們配給卡和房間號碼,並告訴我們在外等候再一次集合。英國集中營的代表A先生和日本集中營的指揮官Hayashi先生發表了簡短的講話。Hayashi先生說他在英國被關押過七個月,所以他深知我們面臨的艱難困苦。他看上去是個善解人意的先生。


講話之後,我們前往新住處。一家四口被分配到G 樓(一棟兩層紅樓)二樓角落的一間朝西朝北的房間,只有12英尺乘14英尺大小,比愚園路我自己的房間還要小,但至少全家能單獨在一起,享有私密空間。後來,我們得知許多戶人家不得不共用一間房間,大多數單身漢只能擠在50多人一間的長形宿舍里。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第5章。


對於僑民在集中營的生活,日本軍事當局制訂了詳細的規則,除了宣誓、編隊、僑民自我管理之外,對用餐、看病、寄信、處罰等都有具體規定。

集中營的管理


點名是日軍掌握僑民動態的重要手段,因此,每天至少要點兩次名。對於不遵守點名制度的人,日軍會凶暴地予以懲罰。


為了防止逃跑,日軍除了加強警戒、巡邏等措施,還對被關押者實行連坐制度,一人逃跑,全隊受罰。僑民任何逃跑、反抗的舉動,都將受到嚴厲鎮壓。


這兩年半中很多次,一些難友穿過或翻越鐵絲網「遠航」了,然後剩下的我們就要為此受罰。午夜時分可能還要加點一次名。


有時守衛們會突擊檢查我們的住所,尋找一切可以用來割斷鐵絲網的工具。在搜查過程中,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因為媽媽曾在我的玩具床下藏了一把廚房用的大刀,並讓我發誓保密。


逃跑者假如不幸被日本兵抓到,那懲罰是相當嚴厲的:


一個住在D樓的同學隨後告訴了我那天下午發生的一切。她從窗戶里突然看到,有一個人正穿越足球場試圖逃跑,很多警衛在後面追趕他。最終,他們追上了逃跑的人,把他拉到球門柱邊,用竹棍毆打他。那位朋友聽到了他的慘叫聲。住在D樓的人們起初大聲呵斥濫用暴力的警衛,接著,他們顧不得那些規定,湧向操場救他們的同胞。人群拽住了動武的警察,向F樓走去,那裡正在審問另一些人和逃跑者。日本長官和英國集中營的代表試圖使人群暫時平靜下來,但是持槍的士兵很多天前已經從上海派來重建秩序。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第5章。


僑民被安排從事洗菜、燒飯、打掃廁所、清洗浴缸等日常工作,還被安排去從事種菜、飼養家禽、手工等勞動。1945年3月,閘北集中營共養山羊17頭,家兔11 只, 豬11頭, 鵝1隻,鴨6隻,雞7隻,產蛋70個。龍華集中營有農田9英畝。1944年,蔬菜供應困難,龍華集中營要求提高蔬菜自給率,多種不用燒煮的生食蔬菜類。也有些僑民被安排去清洗排水管、鋪路等活:


上海的英國國教會和另一些牧師主動申請最差的工作之一:清洗排水管。另一個不受歡迎的工作是:把廢墟中的磚塊弄碎了鋪成集中營裡的小路。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年紀大的人坐在小凳上敲磚頭。他們都是舊上海的大班,從公共租界來的大商人和前英國官員。珍珠港事件之前沒人能想像這些整天由中國下屬和僕人服侍的重量級人物會幹如此艱苦的體力活。


為了解決被收容兒童的教育問題,集中營開設課程,由被收容的有教育經驗的人員擔任教員。


孩子們大多數時間都在學校里。他們特別為我們建了一所極好的學校,老師都是從上海來的優秀教師,為了進駐集中營教書已經提前做了準備。學校的名字是「龍華學院」,不是簡單的舊式龍華書院。學校甚至設計了一個特殊形狀的盾形紋章,一面是附近龍華塔的圖案,另一面是一條龍和花,是中國字「龍」和「華」的意思。戰後很多年,我還保存著由母親刺繡的佩有紋章的墊子套。


我的父母除了其他工作之外還主動請求參加學校事務,一天,我聽到一個英國小孩對另一個說, 「Barr夫人是美國人,怎麼能來教英文呢?」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第5章。


放假期間,學生也被安排做些事情,比如放羊之類:


我們學校是基於英式教育體制上的,和英國本土的學校一樣,我們也有暑假。在假期里,我們和大人一樣被分配了工作。我的工作是照看山羊,當然它們每一隻都有個名字。我把它們趕到「新領地」去,那裡有可以吃的草地,我就看著它們吃草。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第5章。


有的集中營還設立了圖書館。


外僑也可以舉行各種各樣話題的演講,進行一些娛樂活動和各項體育運動,閘北集中營的外僑比較喜歡棒球運動,也有一些人去集中營的小河裡釣魚。

物資供應


集中營的物資供應主要由日本軍事當局提供。另外,集中營內設有小賣部,有零星日用品可供購買,允許紅十字會等機構郵寄物品進去。


在龍華,除了基本的飲食外,允許我們可以每月一次接受通過國際紅十字會渠道轉寄來的上海朋友的包裹。我的一個丹麥朋友的母親有時會寄來蛋糕和甜點,一個葡萄牙友人也捎來諸如花生油、果醬、麵粉之類,另一些善良的朋友,在自己都缺少食品的情況下還為我們寄來包裹。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第5章。


食品按人定量供應。食堂定有食譜,品種儘管比較單調,但是如果供應正常,則基本營養還能維持。對於、病人、嬰兒,還有些特殊的供應,如牛奶等。


關押在龍華的英國姑娘佩吉(Peggy Pemberton-Carter)在日記中寫道:


以前上海最知名的職業乞丐之一,現在在經濟上和我們這些人平起平坐,有慰問金做為支持,坐在後面滿臉掛著滿足的笑容,為一盒香菸投標 850$ ,並且競標成功。


——《奇籠:上海雜誌,1941-1945》


當然,這些供應是正常狀態下的。當戰事吃緊,物質匱乏時,情況就很不一樣了。1945年春天,隨著戰爭的推進,龍華集中營的物質供應陷入困境,煤、食品、水全部短缺:


1945年5月31日,母親發現食品配額已經降到了最低點:


早餐:一週四天——長柄杓綠茶;一週三天——一盎司粥。


午餐:一長柄杓水煮洋白菜和一點肚子末,一盎司馬鈴薯和2盎司甜菜根。


晚餐:取消。


總卡路里=300


這些飯菜由炊事班的人送到每棟房子裡。一旦離開了上海那些朋友每月寄來的包裹,我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第5章。


從集中營裡出來的人,對集中營生活的回憶,最突出的就是飢餓。很多人因此餓壞了身體,健康從此難以恢復。


集中營物質供應方面,有一個問題非常突出,就是水的匱乏。由於人口多,水源少,集中營不得不從外面運水進來。Betty非常生動地回憶龍華集中營用水緊張的狀況:


我們第一次意識到缺水是去離G樓很遠的一個淋浴房洗澡的時候。十人一組,我們進入了公共換洗間。當確定每個人都準備好後,最害羞的幾個還用毛巾裹著身子,管理浴室的婦女一聲令下,我們就衝向一個個淋浴間。


「都準備好了嗎?」那個婦女大喊。「好,開水龍頭!」


一分鐘的間斷:


「關掉!現在抹肥皂!」


大約過了半分鐘:


「好了沒?現在打開用水!」


又過了大約一分半鐘:


「結束,關掉水龍頭!」


飲用水是從市區以特殊的卡車裝來,然後在熱水站煮沸。配額是一人每天五品脫。在特定的時刻我們總會提著熱水瓶,排起長隊來接水。如果別人邀請我們參加「午前茶點」或「茶會」,那我們會理所當然的提自己的水去。母親在洗滌鍋碗瓢盆上成為了一個專家,她能用兩小杯水清洗全家的餐具。現


在回頭看看,這樣的事讓我感慨萬千,畢竟我們是享受特權的外國人。戰前普通的中學生喝的是什麼水?集中營外的農民們喝的又是什麼?George和待在鄉下的祖母喝的又是什麼樣的水?


——《上海男孩 ,上海女孩》,第5章。


集中營存在的兩年多時間裡,1944年至1945年冬天最為難挨,缺食、少水,天氣又極端寒冷:


佩吉在日記中詳細而生動地記述了她在集中營挨凍的情景:


第一次真正的寒流在沒什麼預兆的情況下於 12 月 1 日突然來臨了。


我們開始盡力填塞屋子的所有裂縫,在凍瘡上塗藥膏,並且重新安排我們的個人習慣。我意識到人可以重塑自己的衣著和生活方式。在衣著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越接近中國的農民,他就越可以更好地面對嚴寒。所有吹毛求疵的行為,如經常洗涮、不習慣和衣而臥等都最好拋棄掉,我已經體會到新的生活習慣的好處了。雖然我極不希望以後再採取這種生活方式,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在以後的日子裡,即使是在難以忍受的條件下生活,我也可以忍受,不在話下。


因此,雖然冬天的腳步日益臨近,我相信可以面對它。現在只是祈禱能有個比較大、比較好的窗簾。一方面它可以阻擋寒氣;另一方面,它還可以作為一種心理上的屏障,擋住來自五十二名飽受嚴寒的、被監禁婦女那如潮的議論、情感、眼淚、無謂的大聲爭吵以及其它方面的感情流露。


——《奇籠:上海雜誌,1941-1945》


寒冷,煩躁,鬱悶,使得關押在集中營的僑民更容易發生爭吵。佩吉的日記里寫道:「1944年 1 月 6 日。冷!真冷!太冷了!這是每次活動笨重、麻木的四肢時都會發出的單調聲音。至于思維,我們的腦子就像一塊凍僵了的海綿。處在這樣的環境裡,人們的脾氣就容易急躁,每天圍繞燈光、空間、窗簾、開窗、時間、借東西、偷工減料等所有你可以想像的問題都會發生爭吵,滿懷憤怒」


交涉


對於將英美等國僑民關進集中營,英、美人士在開頭由於對事態的發展有所預料,因而總體反應相對平靜,但也有人不分晝夜地狂飲,自暴自棄。及至關進集中營以後,特別感到在集中營生活極差以後,英美僑民不滿情緒日益強烈。有人認為,「日本人在戰爭初期比較順利,所以對待上海的敵僑還算優厚。但最近他們在西太平洋和緬甸戰場上屢遭失敗,因此遷怒到敵僑頭上」。有的表示,集中營條件惡劣、飲食不合口味,「我們要通過瑞士領事館提出抗議」。


1943年7月,英美政府對於集團生活所開設之際的一些問題,通過中立國瑞士領事,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


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將盟國僑民作為人質的交涉。1945年,美日之間戰爭激烈時,日軍曾經將滬西第三集中營(今上海動物園)關押的僑民轉移到楊樹浦,那裡是日本在滬軍事設施和工業設施相對集中的地方。滬西第三集中營以收容老人、體弱多病者、幼兒等為主,日軍此行,目的的將這些僑民當人質,阻止美軍對那裡目標的轟炸。對此,美國從有關國際公約出發,對日本提出嚴重警告。


警告說:日本政府曾經自發地宣誓:對於關押的非戰鬥人員的待遇,適用戰俘公約中的人道主義規約。日本政府的行為是對日本政府誓約的嚴重放棄,是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市民的嚴重怠慢。將這些非戰鬥關押人員遷入含有軍事設施物的地區,其目的不能單純解釋為是為了使這些區域免受攻擊,而是企圖使其權力下的一切,包括日本人居住的地點或地區暴露在戰鬥地區的炮火下時免遭炮擊,這是戰俘公約第九條明令禁止的,此舉是對戰俘公約的嚴重侵犯。


上海記憶


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是發生在上海的奇特的歷史現象,典型地反映了上海這座城市極為廣泛的國際性。國際颳風,上海下雨。美日交戰,上海美僑就遭殃。義大利政府向盟軍投降,義大利在滬僑民就由日本友僑變成日本敵僑。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投降以後,關押日本俘虜的地方,正好就是原先日本人關押英美僑民的地方,昨天你關我,今天我關你。那段歷史翻過一頁以後,對那段歷史最為關切的,仍是那些曾經生活在上海的盟國僑民。上海,成為他們歷史記憶中永難忘卻的地方。


本文摘編於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研究」課題組《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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