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可以堅持多久？

在去華盛頓的車上，史密斯和參議員喬·潘恩之間有過一次深刻的談話，是圍繞潘恩早年律師事業的夥伴，史密斯的父親展開的。史密斯的父親是一位編輯和出版家，被稱為「失敗案例的護衛者」，他曾說：「唯一值得爭取的事業就是輸掉的事業」。為了抵抗礦業集團，他被人從身後開槍射殺，潘恩目睹了這一切。史密斯對潘恩的仰慕來自於他的父親，他對正義和公正的堅持也來自於他的父親，他和他父親戴一樣的帽子，做一樣的夢。在車上，史密斯感嘆道：「當一個人像那樣奮起反抗大企業，一個人並不能堅持很久吧？」潘恩搖了搖頭，說：「不能。」

這個片段，揭開了史密斯作為華盛頓參議院一員的序幕。小鎮青年突兀地出現在一幫老練政客面前，就像一隻醜小鴨走進一群白天鵝，顯得格格不入。記者們耍弄他嘲笑他，認為他不過是又一個政治傀儡。面對記者的惡意嘲諷，史密斯忽然安靜下來。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詹姆士·史都華是多麼勝任這個角色。他垂下雙眼，觀眾再也看不清那總是真誠又孩子氣的目光，一縷黑髮散落在額上，向來生氣勃勃的面孔此刻顯得有些萎靡。美麗的女助手桑德斯是第一個真正認識他，並敞開心胸肯定他的人。在桑德斯的幫助下，他很快振作起來，並宣佈了在泰瑞峽谷威利溪的源頭建造國家兒童營的提案。不料這個提案恰好阻礙了潘恩以及大企業家泰勒一夥人所策劃的大壩提案，他們害怕史密斯順藤摸瓜會最終暴露他們的受賄醜聞，不惜偽造證據嫁禍史密斯，毀掉他的政治前途逼他回老家。

當潘恩在辦公室裡和史密斯進行第二次長談時，我一度被動搖。沒錯啊，儘管史密斯的不屈不撓是高尚的，但是政治遊戲不是光憑高尚就可以玩得起來。潘恩在必要時候作出妥協，以此換取更多機會為需要的人謀取福利，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堅持嗎？但是很快，這種想法被推翻了。當你第一次學會向敵人卑躬屈膝，你就會養成習慣，最終等待你的將只有無盡的卑躬屈膝。有些東西是無法妥協的，一次也不可以，當你妥協時你就永遠地失去它了。

美國企業財團對國家命脈的掌控超乎想像，所謂的公平正義在這個單純的年輕人眼前坍塌。面對對手的指控和國會的質詢，他無力反擊。萬念俱灰的史密斯衝出大門，拎著行李來到林肯紀念堂。在這裡，觀眾們將看到史都華在本片中的第一次出色演繹。他站在林肯像前，來華盛頓的第一天，他曾帶著無限憧憬瞻仰過這座雕像，「自由平等」的美國夢彷彿就在眼前，現在他即將以失敗者的角色離開，美國夢遙不可及。他自嘲地笑了笑，清豁高瘦的身軀在鏡頭前顯得非常單薄，彷彿就快被給現實壓垮了一樣。轉過牆角，他再也忍不住，坐在黑暗裡默默流淚，光影的交錯營造出一股失意的氛圍，同時也勾勒出史密斯內心的疑問：是光明戰勝了黑暗，還是黑暗戰勝了光明？

接下來的30分鐘，是本片的高潮。史密斯在桑德斯的幫助下，在參議院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議院。整個過程可謂跌宕起伏，每當你以為正義抬頭時，對手總是有辦法支出新招把你壓下去，就好像穿越在長長的隧道里，每當你以為看到一絲光明，轉個彎就發現前面有的只是無盡的黑暗。正是這種高度緊張的撕扯，將觀眾的心緊緊扣住。何時才能結束？何時這些冷漠的參議員們才肯放下手中的報紙，聽聽這個一直在堅持的年輕人到底為何而堅持？何時才有勝利的希望？雖然桑德斯他們嘗試了所有辦法，可是正義的聲音依然傳達不出去，大企業的勢力太強大了，一個人能夠堅持多久？一天一夜不停息的站立著演講，換來成筐詆毀史密斯的報紙。他撐著搖搖晃晃的身體，翻看這些報紙，開始是震驚和不可思議，然後他抬頭看向旁聽席，眼中充滿失望與無助。桑德斯在旁聽席上含淚呼喊：「停止吧！傑夫！停止吧！」他的身後是一片沉寂。要放棄了吧？我默默想，回家吧，你已經盡力了。接著，意料之外也許又在意料之中，史密斯的眼神變得更加堅定，他轉過頭聲嘶力竭地說：「你認為我被打敗了。你們都認為我被打敗了。而我沒有被打敗，我要站在這裡繼續為失敗案例戰鬥，即使這個房間充滿了像這樣的謊言，即使泰勒和他的軍隊開進這裡操練，有人會聽到我的……」

卡普拉式的結局，好人打了這場仗，直接導致勝利的卻是壞人的覺悟，人性中的閃光點。這樣的結局在很多人眼裡顯得突兀，彷彿是為了卡普拉式的皆大歡喜，編劇刻意手下留情。你甚至可能嗤之以鼻，幼稚的理想主義。但最終你會知道，史密斯確實勝利了，並不是因為他感動了潘恩，並不是因為結局是這樣寫的。他勝利了，因為他堅持下來，因為有人聽到了，孩子們聽到了，童子軍們為他徹夜印製報紙；議員們聽到了，他們最後放下了報紙開始聽他演講。他勝利了，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有桑德斯，還有那幫孩子們，奮起反抗大企業的時候，不是一個人，你會堅持得更久些，也許等待你的依然是失敗案例，但你會走得更遠。

《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Mr. 史密斯 goes to 華盛頓）是詹姆士·史都華（詹姆士 史都華）和簡·阿瑟（Jean Arthur）繼《浮生若夢》（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之後，在卡普拉作品中的又一次合作。史都華在《浮生》一片中沒有太大發揮，在這部戲裡卻有上佳表現，把一個木訥卻正義感十足的小鎮青年演繹得活靈活現。簡·阿瑟曾被卡普拉稱為「我最喜歡的女演員」，有著靈動的雙眸和濃密的金髮，漂亮的面孔和知性的氣質。她詮釋了不少卡普拉的作品，大多是聰慧的白領女子，其中桑德斯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角色。這個足智多謀的女助理帶領史密斯走過低潮，用自己的智慧幫助他再次站在議事廳裡，當她在觀眾席上對著史密斯打著手勢時，我想，這是每個男人夢寐以求的女人。

1939年，當這部電影剛上映時，因其中對財團和政客間互相勾結謀取利益的揭露，而遭到華府官員的強烈反對。卡普拉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一天他和哈里·考恩（Harry 寇恩）收到時任美國駐英大使約瑟夫·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發來的一封電報，要求中止這部電影在歐洲的發行，理由是：「這將會影響美國在歐洲的聲譽。」卡普拉和考恩把對這部電影的一些正面評論郵寄給甘迺迪作為回答，甘迺迪最終沒有再就此事進行追究。然而因為片中涉及對民主政治的描寫，這部電影在法西斯國家中還是遭到了禁演，但這些曲折都沒有阻止這部電影最終成為好萊塢黃金時代經典之作。雖然是主旋律作品，卻並不一定要成為政府的喉舌，誠然這部電影中，依然可以窺見卡普拉對美國式民主的自信和自豪，假如沒有制度的保護，史密斯斷不可能再度站在議事廳裡慷慨陳詞，但是真正的自由、平等與民主，是高於國家和政府的，是屬於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產。只有當一個導演把關注的焦點落在全人類共有的情感和追求時，他的作品才可能突破時空的侷限流傳下去，成為真正的經典。還是那句話，也只有真正相信這一切的導演，才能拍出令人信服的作品，這就是卡普拉的影片之所以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