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得一塌糊塗，或者瘋狂

《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Mr. 史密斯 Goes to 華盛頓》這部1939年的Frank Capra作品，對於我這個既對政治更對正義感興趣，又剛被詹姆士 Stewart的魅力所徹底折服的理想主義者而言，實在是一部再適合不過的的電影了。

自打高中起，老爹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不擁抱社會，社會就不會擁抱你。」因此，在找到「理想主義」這個標籤之前，我也曾經認真地捫心自問過，我究竟是不是一個反社會分子？左思右想，總覺得「反社會分子」這個詞用得力道太大，自己充其量也就是個「社會常常是錯的」分子而已。在我的世界裡，「對與錯」總是比「多與少」更重要一些。

電影裡，當詹姆士 Stewart扮演的Jefferson 史密斯坐在林肯紀念堂前的臺階上對女主說，刻在石頭上的話只是用來欺騙像他這樣的傻瓜時，我看到了所有理想主義者的影子。隨著一個真實的世界，也就是許多人所謂的「成人的世界」在一個理想主義者眼前首度顯露時，選擇也就出現了。從此時起，你會發現，理想從一種憧憬和誓言搖身變成了一個包袱。丟掉，不捨得；留著，又走不動。那些被分配給你的領路人，其實也不怎麼相信他們自己手指的方向。在信念和行為之間，存在著一條無需明言的鴻溝。灌輸信念，是燙金課本的任務；教授行為的秘訣，由整個世界負責。而所謂原則，就是當你在嘴巴上捍衛它的時候，所有人都會稱讚你是一個好同志；當你果真去做的時候，絕大部份人都會認為你是一個大傻瓜。

來自同一州的老蔘議員在關上門的辦公室裡對Jefferson 史密斯說，三十年前的我和現在的你一樣，抱著同樣的理想，面臨同樣的選擇。而他的選擇是妥協。因為如果不能留在參議院裡，所有的理想和抱負就成了一種空談。這就是現實的弔詭。理想要求你堅持，但實現理想又需要你學會妥協。在政治的遊戲規則里，妥協甚至是一項美德。無論是聯邦制還是參眾兩院席位的確立，無不構建於相互妥協的基礎之上。而在這種妥協之前，美國人驕傲地冠以「偉大」一詞。向來，只有弱者視妥協為軟弱，強者則因妥協而偉大。正因為如此，每一個獨裁者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用鐵腕來遮蓋內心的恐懼，用叫囂來掩飾眼神的游移。但在硬幣的另一面，妥協也時時陷於被濫用的危險之中。從手段演化成常態，以致違背了初衷。一退再退之後，你很快會發現，原則已不復存在，而理想早淪為了現實利益的遮羞布。因此，三十年之後，連任變成了這個老蔘議員眼裡的一切，原則不過是一種鄉巴佬的天真。

當詹姆士 Stewart一屁股坐在臺階上垂頭喪氣的時候，女主跑過來對他說了句："All the good that ever came into this world came from fools with faith like that."於是，詹姆士 Stewart又屁顛屁顛地復活了。理想主義者和其他人的區別正在於此：他們對於「正義」或是「善好」這種字眼天生缺乏抵抗力。在同一句句子裡，理想主義者只要看到「good」就會義無反顧，而其他人不是對「fool」避之不及就是夾在兩者之間躊躇徘徊、裹足不前。在義無反顧面前，每一個理想主義者統統都是易碎品。

所以和這部電影的結局不同，我一向固執地認為所有以理想主義者為主角的電影，都應該以悲劇告終才對。電影開頭，詹姆士 Stewart在去華盛頓的火車上就念叨著父訓：「只有註定失敗的事業，才是值得為之奮鬥的事業。」這讓我想到了另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事：出於對激進的民族主義分子的厭惡，博爾赫斯曾經在阿根廷國內選舉前的四五天跑去要求加入保守黨，人家一臉驚訝地告訴他，保守黨毫無勝出的機會。博爾赫斯回答：「紳士只對敗局已定的事業感興趣。」事實如此，這個世界從來就不是理想主義的溫床。每一個打算走出暖房直面現實的理想主義者都應該做好被擊敗的準備，而不是懷揣著某種從無數部電影裡搜集來的的幻想，真誠但卻虛假。以為生活可以像電影一樣，以為自己也可以成為那個主角。因為我始終認為，明了後果的選擇才稱得上是真正的選擇。

看著詹姆士 Stewart孤身站在國會裡對著其他89個參議員大喊"either I'm dead right or I'm crazy!"我覺得不會再有比這句話更再貼切的描述了。「對得一塌糊塗」和「瘋狂」似乎就是理想主義者僅有的兩種結局。但問題永遠在於，起初沒人知道究竟會是哪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