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李雲雷：工人生活、歷史轉折與新的可能性——簡評《鋼的琴》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李猛導演的《鋼的琴》有一個巧妙的構思：下崗工人陳桂林為了在離婚時挽留住女兒，需要一架鋼琴，但是他既沒有錢買，去偷又搬不動，最後他決定自己製造一架鋼琴。於是他一一尋找鑄造廠下崗的舊日同事，殺豬的，修鎖的，打麻將的，做小買賣的，以及退休的「汪工」等，他將這些人聯合起來，在廢棄的工廠開始鑄造一架「鋼的琴」。影片以這一故事為核心，讓我們看到了後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人狀況，如果說下崗之前，這些工人是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的，而在下崗之後，他們則分散地走向了各自的生活，他們不再作為一個集體而出現，而是散落在社會結構的不同層面，獨自承擔起了自己的生活。與以前相比，他們的生活不再有集體的保障，他們的精神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昂揚或自信，而是處於掙扎與困頓之中，在這個時候，「製造鋼琴」這一事件將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又相聚在舊日的廠房之中，開始為一件「共同的事業」而奮鬥，但是時過境遷，他們這時團聚在一起，與以前已經有了極大的不同，破敗的廠房，巨大的管道，廢棄的煙囪，都在說明一個時代已經結束，而他們重聚的歡欣與勞作的快樂和這些場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一種近乎荒誕的喜劇效果。

這可以是一種雙重「錯位」，他們在一個不屬於他們的時空中仍然延續了舊日的行為，這是時空上的錯位，而另一方面，他們「聯合起來」的目的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在下崗之前他們鑄造鋼材是在為國家或社會主義事業做貢獻，那麼此次「聯合起來」，則只是為了私人的目的，幫助陳桂林造一架鋼琴，同時在這裡，「鋼琴」作為一種象徵性的符號，則代表著另外一種生活方式——講究格調或趣味的，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這樣一種追求與他們「聯合起來」的行為本身也構成了一種錯位或反差，即在聯合的過程中，他們並沒有形成自身所處階層的階級意識，反而是另一階層的階級意識或主流的意識形態在向他們滲透，他們所努力的目標，不過是為陳桂林的小女兒提供另一社會階層生活方式的象徵性符號。在這裡，他們所認同的價值觀念與陳桂林前妻並無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們提供的方式更加艱難曲折而已。在此處我們也可以看出，昔日的「工人階級」在經歷了滄桑巨變之後，仍然沒有生成自己的「主體性」，在思想意識上仍然為另一階層的主流意識所主導，而並沒有發掘出自己生活方式與思想意識的真正價值。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下崗工人畢竟聯合起來了，那麼是什麼促使他們聯合起來的呢？除了與陳桂林的私人友誼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對集體的渴望與對昔日生活的美好情感，他們共同保有著對那一段生活的溫暖回憶，那是他們生活中最值得珍惜與驕傲的日子。那不僅屬於他們個人，也是屬於鋼鐵產業乃至「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輝煌。正是這些美好的回憶，以及他們在過往生活中所形成的彼此之間的情感，讓他們以一種新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情感聯繫，這些工人在下崗後散落各處，從事著不同的行業，但是一旦遇到某一件事，他們還是可以重新凝聚在一起，可見他們之間的情感聯繫是那麼堅固。而這樣一種關係，既來自於現代化大產業在運行中所產生的協作需要，也來自於同一社區「熟人社會」所凝聚起來的情感，可以說是一種既現代又傳統的關係。這一關係不同於傳統農業社會的熟人關係，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是現代化的鋼鐵產業，也不同於現代私人企業工人之間的彼此隔離，因為他們在生活之中也形成了緊密的聯繫，同時他們也不同於傳統的以「義」為核心的江湖兄弟的關係，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是一種以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大業。但是這一關係也帶有上述三種關係的某些特點，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有傳統中國特色的階級或同志關係，或者說是一種「階級兄弟」關係，他們在階級關係上疊加了「兄弟」關係，形成了一種獨特而密切的現代人際關係。影片中對這種關係有著細緻的把握，但也沒有迴避其內在的複雜性，人與人之間性格的差異，彼此之間的矛盾與糾葛，現在生活處境的不同，等等，但是這些內在的差異並沒有成為他們彼此合作的障礙，反而更加豐富了他們之間的情感，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多面性及其內在的一致性。影片的整個故事邏輯正是建立在這種「階級兄弟」關係之上，不過這是一種遲到的表演，是滄桑巨變之後的緬懷與追憶，也是一種深情的告別或對未來的期盼。

在結構上，影片採取了類似《七武士》、《海角七號》的組織方式，不同的人物在面臨一件大事時，經歷種種波折、矛盾與糾葛，最後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對與解決了這一問題。在《七武士》中，這一事件是對付外來的強盜，在《海角七號》中，這一問題是組織一場音樂會，而在《鋼的琴》中，這一事件則是製造一架鋼琴。這樣的組織方式的長處在於其豐富性與曲折性，如《七武士》便塑造了七位性格迥然不同的武士，《海角七號》也呈現了不同階層的人物在組織音樂會這一事件上態度的差異，這一結構不易把握，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散漫或散亂，是對主創人員結構能力的一個重要考驗。《鋼的琴》對這一結構有著較為出色的把握，影片中的陳桂林、淑嫻、王抗美、大劉、胖頭、二姐夫、汪工、季哥、「快手」等人，形象鮮明，個性突出，他們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故事，最終融匯到「造鋼琴」這一大故事之中，在一個「集體」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們既分工又協作，既有矛盾，又統一在一起。相比《七武士》、《海角七號》，由於《鋼的琴》的結構方式與主題呈現相關，因而別具一番深意，他們的「組織起來」，是在下崗分散之後的重新「組織起來」，所以這一組織的過程也就更加引人深思，所以當影片中荒廢的廠房中再度響起他們的歡聲笑語，再度迸濺起鋼花，再度充滿忙碌的身影，他們所勾起的，不僅是歷史的溫情記憶，也是對現實的批判性反思。或者說，影片向我們展示了歷史的另外一種可能性，讓我們去想像：如果沒有下崗或國企改制，他們的生活是否會更好一些？我們的國家是否可以更好一些？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將這部影片與庫斯圖里卡的《地下》（《沒有天空的城市》）、沃爾夫岡-貝克的《再見，列寧》加以比較，這兩部影片也提供了反思歷史的一種新視角，以輕盈的藝術構思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厚重。在庫斯圖里卡的《地下》中，革命已經結束，而被騙的革命領袖與他的同志轉入「地下」，在那裡繼續堅持革命理想與鬥志達20年之久，等他們終於發現這一騙局時，南斯拉夫已經滄桑巨變，面目全非，庫斯圖里卡以此來反思南斯拉夫的歷史，而在《再見，列寧》中，兒子艾歷克斯為了不刺激病中的母親，隱瞞柏林圍牆倒塌，假裝東德依然存在，於是在那間小公寓裡，艾歷克斯盡力描述著一場東德仍然繁榮昌盛的場面，從食品到服飾，甚至偽造電視新聞，最後他甚至導演了一出西德為東德統一的「戲劇」。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另外一種可能性。在《鋼的琴》中，雖然沒有南斯拉夫、東德那樣天翻地覆的巨變，但是中國的發展與時代的巨大轉折，也讓我們對另外一種生活與生產方式感到陌生，——那種集體的、「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被冠以「大鍋飯」、「鐵飯碗」的命名受到批判與否定，在市場經濟時期已經失去了其「合法性」，影片則以一種新的方式將我們帶到了那樣的生活方式之中，讓我們看到了那種生活方式曾有的溫暖與美好回憶。但是這樣的反思，是在雙重隔離的效果之中達到的。如我們上述所言，小說在荒涼的廠房中再現了火熱的勞作場面，具有一種強烈的時代對比，這種對比具有一種反諷性的戲劇效果，這可以說是一重「隔離」，另一重隔離則來自影片的藝術效果，影片在呈現上述場景時，配以歡快或懷舊的音樂，這些音樂的巧妙運用使我們在接近這一場景時又遠離了「現實」，可以從一種有距離的高度面對這一切。這雙重的隔離，將一種更加豐富的歷史與藝術意蘊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不得不思考歷史的另外一種可能性，在時代巨變之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工人曾經有過的歷史，如何面對工人當下的現實？影片對「轉折」的戲劇性呈現，及巧妙的藝術構思，讓我們可以像《地下》、《再見，列寧》一樣，面對與思考這一歷史轉變對國家發展所帶來的種種後果，並探索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如果與描述工人生活的電視劇如《大工匠》、《鋼鐵年代》、《金婚》等作品相比，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電視劇幾乎都以編年的形式講述工人生活數十年的演變，它們所表現的是歷史的「延續」，這一「延續」又因為故事的家族結構與個人成長史的講述方式而得到加強，於是其中呈現出來的工人生活的故事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變化，在其中我們很少能夠看到歷史的「轉折」與「斷裂」，在這裡，「工人階級」的故事便不是一個階級的故事，而表現為「家務事，兒女情」，「工人階級」命運的轉折也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敘述，而表現為家庭與個人命運的沉浮。這樣講述故事的方式雖然為電視觀眾所喜聞樂見，卻缺乏對歷史的一種總體性的認識和把握。而《鋼的琴》不同，它所講述的是歷史的「斷裂」與「轉折」，將不同時代工人的生活方式，以藝術的方式「疊加」在一起，在巧妙的對比中，讓我們看到了歷史轉折在每個人的生活與心中留下的印痕，這樣的方式雖然不像上述電視劇那麼面面俱到，但卻從總體上讓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的歷史經驗與現實處境。在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瓦解之後，他們只能以個體的方式進入「歷史」，因而是無力的，他們所擁有的只是個人技藝，但這種技藝在離開工廠之後又無用武之地，只能成為小生產者式的謀生的飯碗。在影片中，我們可以從不同的地方看到這一對比，在影片所營造的氛圍中，我們可以看到「集體」時的火熱與現在廠房的凋敝，「鋼」這一意象，在過去的時代是「鐵水奔流」的象徵，而現在則是冰冷的，甚至是「廢鐵」，只有在「造鋼琴」的過程中，才迴光返照似的重現了昔日的火熱與激情，而這只不過是轉瞬即逝，在影片的結尾處，陳桂林的父親去世，或許這真正像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張猛導演的《大耳朵有福》曾經引起電影界的廣泛關注與好評，這部影片描寫一個退休工人一天的生活，他生病的老伴，被羞辱的女兒，在外惹事的兒子，無人照顧的老父親，以及他漫長而艱辛的尋找新工作的過程。影片以生活流的方式展現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底層小人物的現實處境及其喜怒哀樂，這部影片深入到人物的生活與內心深處，較之某些描述底層生活的紀錄片與故事片，更深刻細膩地表現了這一階層的生活世界。而作為他的第二部作品，《鋼的琴》與《大耳朵有福》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兩者的相同之處在於它們所關注的都是底層小人物或「工人階級」的歷史與現實處境，甚至《大耳朵有福》中的主人公王抗美，在《鋼的琴》也作為一個次要人物出現，更是將兩部影片聯繫在一起，也顯示出創作者創作「系列影片」的藝術雄心。兩者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藝術表現方式，《大耳朵有福》是以接近紀錄風格的「生活流」表現主人公的生活，而《鋼的琴》則更體現了創作者藝術上的精巧構思，但是這一藝術化的表現不僅沒有削弱對生活的深入，反而以新的方式讓我們從一個更加開闊的視野去看待工人生活的變化。在藝術表現上，二者也有相似之處，那就是音樂元素的出色運用，這些革命歌曲、通俗歌曲與鋼琴曲，不僅象徵著不同時代的風格與文化理想，而且也將我們帶到了歷史與時代的深處，讓我們可以從總體上思考工人生活的變化，歷史的轉折，以及新的可能性。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