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萬與二

一千萬和二，若離開了那部電影，這個比對簡直毫無意義。此部電影的譯名很三俗，幾乎使我放棄了觀看它的念頭。我認為，還是尊重英文原意，譯作《不可想像（unthinkable）》的好。反觀「戰略特勤組」，則讓我想起了「敵後武工隊」，讓人失去了好奇的衝動。而《這個殺手不大冷》就算得上是成功的譯名。這和原英文名（Leon：the professional）不上太大關係，但「里昂：專業殺手」似乎也與影片內容扯不上太大關係。

電影的情節較為簡單，至少開篇很老套：一名身份為美國公民的穆斯林，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美國三大城市各安置了一枚核彈。按照傳統情節，接下來應當是英雄與罪犯鬥智鬥勇的時間，於是乎，核彈爆炸前這名穆斯林被逮著了。軍方請來了兩名專家對其進行審訊：第一名女專家精於攻心，第二名男專家擅長刑訊。一開始，女專家以為男專家的刑訊是非人道的，她無法看著一個活人的指甲被一片一片的剝下來，於是她提出了自己的抗議。然而，被曉以利害後，她看著看著也就看習慣了。總而言之，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眼看炸彈就要爆炸，穆斯林仍舊守口如瓶，男專家只好搬出最後的殺手鐧——引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不可想像的（unthinkable）——他們找來穆斯林的兩名兒女，佯裝要對其施以酷刑，讓穆斯林當觀眾，承受精神上的虐待。穆斯林也是人，哪裡承受得了如此摧殘，一下把三個核彈的位置全招了。

眼看就要完美謝幕，不想男專家發現還有第四顆核彈。主管此事的某政客便下令把兩名小孩帶回來，要男專家「完成自己的工作」。言下之意，要動真格。男專家說，這事兒可以幹，但我不能幹，得讓那女專家干。政客一聽急了，開始上數學課：一千萬大於且遠遠大於二。此時，女專家問，為什麼選我？男專家語重心長地告訴她，她是有良知的，如果她能幹這事兒，去證明一千萬遠遠大於二，那麼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可以扮演這個惡魔。有人為其正名了，惡魔的勾當也可以變成義舉。女專家大驚失色，怒吼道，不能這麼做，我們可都是人啊，讓核彈爆炸吧，我們反正不能這麼做。最後，穆斯林奪槍自殺，第四顆核彈引爆，影片戛然而止。

曾經和一個朋友聊天，他告訴我，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這話的意思是：政治家為了國家的利益，在各種考量中游走，並作出種種妥協，以形成某種最優的決策。對於政治，我們或許都是外行。然而，稍微聰明的人都能看出，恐怕不是政客們在妥協：如果政客們提高了稅率，要每月從工資中額外多收幾個錢，只要我能過活，這沒什麼；如果政客們為了城市建設，要強拆私有房產，只要補償合理，這也沒什麼；如果他們覺得社會道德風氣敗壞，要搞搞運動批判後進典型，只要所謂的後進者是「一小撮」，這當然也事不關己。至於核彈和刑訊的事情，那都很遙遠，只要我不是穆斯林就行。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才是不斷妥協的政治家。我們會說：如果為了幾個小錢跟國家過不去，可不值得；為了自己的住處，惹惱了當權者，可不值得；為了自己的尊嚴，破壞了道德建設的進展，可不值得。在妥協中，我們發現這不值得那不值得，但還有什麼是值得的？

老派的回答是：國家的繁榮，民族的昌盛。這是值得的。如果說出這話的人，若真能去刑訊室裡呆一呆，出來的時候仍舊覺得值得，那他也值了。如果某人號召大家捐款，他自己必須先以身作則，多多少少虛偽地表示一點。如果為了城市建設，他寧願拆掉自家的樓，人們也就沒什麼可說的。在進行道德批判的時候，他能夠先批判自己，著眼於昇華自己的靈魂而不是別人的靈魂，那或許能夠服眾。如果他做不到上述要求，那麼他就只是一個單純的號召者，而並非真正的妥協者。它不是在權衡人們的利益，而是在要求人們做出犧牲，因為那是值得的。至於為誰值得，不得而知。他會告訴你，一千萬大於二，這是基本常識。但是他沒有告訴你，你隨時都有可能變成那個「二」。如果你真成了那個「二」，你就二了，因為你必須做好犧牲的準備。如果覺悟不夠高，你就會開始咒罵政治家，但同時忘記了你也是其中的一員。

每一個人都擔心自己淪為不幸的「二」，於是就有了沉默的大多數。我們可以對毫無原則的事情說「沒什麼」，只要不是發生在自己頭上。如果它對自己有益，我們甚至還想加以利用。對小孩進行刑訊，一片一片地剝開他們的指甲，鐵石心腸的人恐怕都看不下去。但如果我們一直說「沒什麼」，鐵石心腸的人就會多起來。在我看來，不管是為了什麼利益，哪怕這樣做能夠使整個人類獲得救贖，摧殘一個孩子都是不能容忍的。有人也許會問，難道更多數人的生命被摧殘就能夠容忍嗎？這不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無論是殺二個人去救另外一個人，還是殺二個人去救一千萬個人，都是用殺人去救人。我們不會蠢到用放火去救火，也不會蠢到用砍樹去造林，也不應蠢到用殺人去救人。這不是目的是否合理的問題，也不是數量多少的問題，這是人是否為人的問題。然而，在大家都「妥協著」的社會中，想要一個人把自己當人看，這可能很難。但在同樣的境遇下，一個人若想要不把自己當人看，那簡直輕而易舉。

要求別人都高尚，是此種社會的另一個問題。我們都希望「二」能夠發揚風格，儘早赴死，以成全「一千萬」之「大我」。久而久之，每一個人都可以站在比較高的位置來談論他人的作為。以冷漠的見死不救者為例，我們說，他們是不道德的，且喪盡天良，令人神共憤之。這種觀點出乎於直覺，卻失之於片面。我聽說過這樣的事情：在文革中，有一位學者不幸被打倒，無論是誰，都被要求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反革命會傳染。大家沒有對他伸出援助之手，也沒有高尚地指出這是個荒唐的事兒。每個人，都選擇了沉默，而不是挺身而出主持正義。沒有人去指責沉默者，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如果我們不從事情的根源上思考，似乎很難得出一個深刻的答案。也有人指出，中國人的道德觀為南京法官之判決所摧毀。我不敢苟同，要是一個民族的道德觀脆弱到如此地步，那簡直有點可怕。或許我們一直秉持的道德，是我們自以為秉持的道德——換言之，至少就此事來看，我們是言行不一的。一邊批判著別人倚權上位破壞遊戲規則，一邊將自己之溜鬚拍馬之事解釋成為入鄉隨俗，這同樣也是中國傳統。

以上的話很刺耳，也很理想主義，但正如小波先生所言:

「中國的傳統是一面鏡子，外國文化是另一面鏡子。還有一面更大的鏡子，就在我們身邊，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數。......幾年前，我剛剛走出沉默，寫了一本書，送給長者看。他不喜歡這本書，認為書不能這樣來寫。照他看來，寫書應該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靈魂。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這世界上的一切入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個，就是我自己。這話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