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龍紋身的女孩》：「瑞貝卡案」與符碼的再建構

       頗具大衛·芬奇特色的電影《龍紋身的女孩》終於又踐行了一遍當年美國學者安德魯·薩瑞斯提出的作者論。作者論的代表觀點是，每個導演一生只拍一部影片。本片片頭的激烈搖滾樂與怪異的CG造型和令人髮指的恐怖動作，是從微觀的火、電纜以及水用拉鏡頭放大景別的，的的確確同《搏擊俱樂部》中從紛繁錯雜的人腦神經中用同樣的方式使特寫景別固定在一把插人人嘴巴裡的槍上有相似之處。全片更加陰暗和懸疑的基調與09年的瑞典版呈現出了較大差異。
　　
　　 本片主人公記者米克爾（Mikael Blomkvist）在自己的報導中遭到對手溫納斯壯（Hans-Erik Wennertrom）的栽贓，從而使得他的生活和事業陷入絕境。於是「救星」擁有億萬家財的富豪的亨利·范耶爾（Henrik Vanger）出現了，以提供溫納斯壯的罪證為交換條件，要求米克爾為之調查發生在1966年9月的家族謀殺案，當時年僅16歲的家族成員海莉·范耶爾（Harriet Vanger）遭到某位家族成員的謀殺而至今失蹤。米克爾因此展開行動。與此同時，叛逆的駭客孤獨女孩莉茲（Lisbeth Salander）作為米克爾助手的出現，竟然將這樁陳年舊案破獲。全片由這件懸案展開。但是米克爾最終從亨利那裡獲得的溫納斯壯的罪證毫無用處。莉茲代替亨利成為了米克爾的救星，將溫納斯壯逼走並使之流落荒島，最終被黑幫殺死。
　　
　　 莉茲在片中的朋克的「嬉皮士」的形象很難讓人聯想到一位心思縝密、手段高明的駭客，騎著拉風的摩托車穿著緊身衣的她成為了她的代表形象。由於被政府的社會福利機構判定為「無行為能力人」，莉茲的一切生活費用在她原來的監護人腦中風之後被社會福利機構的畢爾曼（Nils Bjurman）所挾持，用性交易來換取莉茲本應得的由政府發放的生活費。在本片關鍵人物的戲份中，尤其是在性行為的進行過程（不論和誰）中，充滿了以製造苦楚為快感的「薩德主義」（Sadismm）的表現手段。而這種氛圍也瀰漫至了整個影片，被肢解的貓，被焚燒的鴿子，被以各種極刑處死的女孩無處不在，陰暗的基調在影片的進行中滲透和蔓延。
　　
　　 令人激動的視覺性強調與主觀化自我欺騙的幻覺基礎在電影中表現出來，根據弗洛伊德在《戀物》中闡釋的那樣：成年男人會將某種物件或者女性身體的特殊部位作為性慾望的焦點，而戀物者更多的是追求創造性愉悅的基本方法。被迫為畢爾曼口交的莉茲後來又被畢爾曼進行虐戀（sadomasochism）而忍受折磨，但是這一切都被莉茲準備好的微型攝影機錄下來了。當後來莉茲將畢爾曼電暈並將其裸身捆綁，播放著上次虐戀時被錄下的視訊，強迫給畢爾曼在胸脯上紋身。這時候畢爾曼的慘叫與錄像中莉茲的慘叫互相交織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文本對照。並且在這裡，畢爾曼過高「估價」和利用女性身體來產生性愉悅，並且在後一次「虐戀」中，畢爾曼將自己的全部恐懼位移在了他對自己生殖器的「閹割焦慮」上。
　　
　　 麥茨認為，「電影特性符碼」(cinema-specific code)對應著無數「非特性文化符碼」(non-specific culture code)。那麼在莉茲捆綁裸體的畢爾曼並將匕首插進他的闊筋膜張肌（大腿臀部側）並且對著插進去的匕首狠踢時，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在這裡與「匕首」在這裡相對應「非特性文化符碼」了。要知道在第一次畢爾曼強行對莉茲進行虐戀時，畢爾曼的最初性交方式就是肛交。在陽具缺失的女性莉茲的報復過程中，虐戀成為其報復的主要模式，而陽具缺失使得她利用匕首代替了男性生殖器，刺向畢爾曼的幾乎是同一個部位。這樣的符號運用在該片中屢次出現。
再舉一個較為明顯的例子，片中范耶爾家的馬丁（馬丁 Vanger）是最後被調查出來的殺手，以及曾經對海莉的施暴者。闖入馬丁家探索的米克爾由於躲閃不及被馬丁關入地下室，而將米克爾制服的則是從天花板頂端灑下來的毒氣。馬丁的父親戈弗里（Gottfried Vanger）為觀眾所知是范耶爾家族中的納粹份子。雖然馬丁在影片的38分鐘附近的晚餐一場戲中表現出了他對父親戈弗裡的厭惡，但是作為繼承他父親而成為連環殺手的馬丁，使用了納粹的必殺技「毒氣浴」將米克爾制服。這樣的「非特性的文化符碼」在片中給觀眾以一種從角色幻想的建構到角色的身份確定提供了一座橋。
另外，莉茲騎著摩托車追逐開著吉普逃跑的馬丁時，馬丁翻車後莉茲本來有機會用手槍打死他，但是馬丁選擇了讓汽車爆炸終而葬身火海。這給莉茲從一個不具備女性性格的朋克女郎的身份轉換提供了便利。因為大約在影片2小時14分鐘處，莉茲交代自己因為在12歲的時曾試圖燒死自己的父親，最終將她父親燒成重傷，也因此被政府判管教。這種兒時的創傷記憶（Tramatize）在成人後要嘛會造成自閉症，要嘛造成像片中莉茲一樣的朋克般的癲狂。而卻因為「火」的出現使得莉茲再次「浴火重生」，對米克爾的關心史無前例。並代替蒼老無用的亨利成為了米克爾的救星，同時也憑藉一己之力將溫納斯壯擺平。又是寫賀卡又是買西裝給米克爾的莉茲在觀眾們都看到她未來的曙光時，卻因為莉茲看見米克爾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地和情婦摟在一起而將西裝毫不猶豫地扔進了垃圾桶。她戴上頭盔騎上摩托車飛馳向畫面深處。戴上頭盔意味著她又成為了從前的那個莉茲，也不再為任何感情所動。導演在此片中不僅完成了敘事上的循環，也讓莉茲在「壞--好--壞」中完成了角色本身性格的循環。
　　
　　 本片也同時很具有社會諷刺性。作為被政府判定為「無行為能力人、並有暴力傾向」的莉茲實則心地善良；作為政府機關的社會福利機構的工作人員畢爾曼卻依仗國家權力與眾多女孩強迫發生性關係；資深記者米克爾豢養著情婦，並昏頭昏腦地失實報導最終惹火上身；財主大亨溫納斯壯在地下參與洗錢和武器交易政府卻聽任其自由；富甲一方的范耶爾家族中的連環殺手和亂倫畸戀都無一例外地將矛頭直指當今的瑞典社會。也刻畫出瑞典表面上的光鮮亮麗之下實則藏污納垢、醃臢不堪。
　　
　　 由於本片獲得本屆奧斯卡（84屆）最佳剪輯獎的原因，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本片的剪輯上的技術手段。本片在從開始是分別以兩條主線展開的（米克爾、莉茲），最初在他們發生的事件基本沒有交集，導演採用了一種平行剪輯更迭地切換讓兩個線索漸漸靠攏。這和格里菲斯的《黨同伐異》與科波拉的《教父II》有著較大差異，上兩者採用的事實上是交叉剪輯，即用不同時空的人和事賦予另一時空的人和事以意義，帶有普遍的象徵手段。而本片則更尊重觀眾的主觀選擇，讓觀眾自行推斷這兩條線索之間的關聯，在1小時17分鐘處，這兩條線索才開始融合在一起，為了不同的動機完成共同的目的，可謂殊途同歸。而在影片1小時附近，兩條線索互相更迭的頻率加快，而且甚至有的鏡頭交代一場戲，一個鏡頭只有三四秒。
同時，這部電影也可以成為文化地理研究的範本。遠離首都斯德哥爾摩的海澤比成為了影片的核心地點，而兩位主角都來自斯德哥爾摩。在海澤比宛如皇宮一般的范耶爾豪宅周圍星羅棋布著家族其他成員的宅邸本身是權力集中的象徵，但是在冬天蒼茫白雪的覆蓋下則有權力和光輝一去不返的凋敝之感（亨利的回憶部份是暖色調，而現即時空是冷色調）。連接范耶爾山莊所在的島嶼與陸地的橋在海莉於影片末尾的獨白中賦予了極有象徵性的意味，離開這座橋與家人和痛苦經歷隔絕，而回家又橋卻又成為了必經之路。山地中的范耶爾莊園醞釀出來的「山地文化」制約了兩位從「平原文化」的斯德哥爾摩而來的主角，這種權力反制現象同時也直接可意會為「扭曲發展的人類文明」。
　　
　　 每個警察都有他自己「瑞貝卡案」，那是警察之魂。這個「瑞貝卡案」的含義在影片中是十分廣義的，海莉是亨利心中永遠抹不去的「瑞貝卡」，米克爾的「瑞貝卡」則是他的對手溫納斯壯。莉茲的「瑞貝卡」則比較複雜，曾經「瑞貝卡」是她慘痛的童年與成人後屢遭強暴的經歷，而後來她心中抹不去的「瑞貝卡」轉移到了米克爾身上，但是這個「瑞貝卡」最後讓她更加傷心，她的「瑞貝卡」的歸宿忽然消失，營造出了她將何去何從的徘徊之感。那麼，這個龍紋身的女孩的下一個「瑞貝卡」在哪裡呢？
最後，本片通過強大的帶有文化特質的符碼在片中運用並且再編碼，使得全片都籠罩在一種無法言喻的情境之中，並且通過本身敘事上的大循環套住角色本身的小循環，使得人物性格豐滿可看。暴力與善良交織的身份疑雲困擾著這位龍紋身的女孩。作為社會菁英的米克爾、溫納斯壯、亨利·范耶爾等人實則藏著無數不可告人的骯髒秘密，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清夜聞鐘，當頭一棒」的效果。大衛·芬奇導演帶有明顯作者痕跡卻又同時別具一格的創作，是十分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