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討厭的人存在

如果按照我這樣心狠嘴毒的人說，對待威脅到大多數人安全的少數人，用何種極端手法都不過份。所以看見白人女警磨磨唧唧一直想伸張正義阻止虐待的時候我總愛給她扣上聖母的帽子。

很多反恐類型的電影核心都回歸到哲學上最初的爭論假設題：如果犧牲一個胖子可以拯救一列高速失控列車上面的50個人，要不要這麼做？生命能不能用簡單的數量衡量輕重？如果胖子有家庭，還孩子，是個好丈夫，好爸爸，而列車上都是單身的殺人犯呢？

回到這個電影的案例，如果憲法保證的人權在極端情況下可以被違反打破，那麼這種超出憲法的「極端情況」又靠誰來規定？是不是只要冠以反人類，那麼虐待就應該被允許呢？這種權力一旦被濫用，那麼會不會離私刑氾濫的蠻荒更加接近？如果下一次是一個無辜的人呢？

國家安全和人權保護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辯論。這時候，這個「磨磨唧唧」的女警的存在就格外重要。她的存在提醒我們憲法的根本落腳目的，提醒我們走出框架太遠而可能產生的危險。H要女警最後去打孩子，女警問為什麼是我，H說：你是這些人裡最後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