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原型格特魯德的苦樂人生

第一次看胡玫的電影，不知是題材問題還是能力問題，電影被拍的節奏很快，而且缺乏感情。拋開電影不說，通過這個電影我對這個故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影片《芬妮的微笑》的故事是取材於真實事件的，這件事似乎在上個世紀末在中國和奧地利產生過很大影響，而且一位奧地利的漢學家格爾德·卡明斯基採訪了原型格特魯德·華格納女士（1916——2003）並寫成了一本紀實文學，德文名譯過來叫做《嫁給中國》於1997年在奧地利出版，次年引進中國中譯名稱為《苦樂人生》，這本書似乎第一版在國內只印了1000本，似乎只有在淘寶上才有，因為感興趣所以花了點錢買了本二手的，書不是很厚只有170頁，大概作者是個漢學家的緣故所以書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藉助這個故事介紹一些中國的風俗與故事發生地浙江東陽的風俗，裡面講述的真實故事要比電影豐富一些，接下來就給各位簡要的講一講吧。

   格特魯德·華格納於1916年12月17日出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她的父親康拉德·華格納早年投身於軍隊，一戰後成為維也納警局的一名巡官，母親伊莉莎白與父親來自同一個地區，兩人都是天主教徒，這對格特魯德日後的生活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22年9月，格特魯德開始在埃德貝格當地的一所天主教辦的小學上學，結識了日後重回奧地利時會見的好友，而老師的那句「我願，我能」的格言更是影響了她的一生。1923年格特魯德的弟弟因母親受到父親在工作上受傷視力大降的刺激而早產，當時格特魯德的家境並不是很好，這件事一發生就更是雪上加霜了。1931年在浙江省民政廳長的走動下，前往奧地利學習警務的中國學員到達維也納，其中就有日後與格特魯德相伴一生的杜承榮先生。杜承榮雖來自於一個大家族，但是卻沒有什麼財力實現他出國留學看世界的理想，於是他通過發奮苦讀爭取到了這個去奧地利學習的機會。在學習了一年以後，杜承榮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維也納溜冰場上認識了格特魯德並墜入愛河，1933年12月杜承榮在奧地利的學習結束即將回國，在離開前，兩人一起在距看了一部名叫《微笑的國度》的輕歌舞劇，該劇講述了一樁中奧聯姻失敗的不幸故事，在格特魯德老的時候她還時常聽聽劇中的音樂。格特魯德忍受不了思念與孤獨的滋味，遂產生了到中國與杜承榮結婚的年頭，遭到很多人反對，雖然後來母親表示理解，但父親卻堅決反對，由於格特魯德出國還需監護人同意所以這件事拖了很久。後來杜承榮在工作中認識的一位警官聽聞此事後怒氣沖沖的來對他父親講，他有兩個女兒，任何一個嫁給杜承榮先生他都願意，漸漸的父親改變了想法。1934年12月她用杜承榮寄來的錢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輪船。

  在杭州，杜承榮和在奧地利一同學習過的同學華其昌一起租了一個獨門獨戶的小院，華其昌的妻子燕妮也是奧地利人。兩人於1935年2月24日在杭州結婚，格特魯德也有了她的中文名字：華知萍。兩天後又去了杜承榮的家鄉舉行了傳統的婚禮，這便是在電影中出現的場景了，格特魯德在婚宴上犯了一些當地婚禮的禁忌鬧了一些笑話，但是她與杜承榮繼母相處的不錯，而並不是像電影裡所講。後來因公務，杜承榮一家搬去了福州，這一階段杜承榮作為警備專家的收入非常不錯，兩人的日子過得很好，他們的第一個兒子阿爾弗雷德中文名強華出生了，為了讓牧師給孩子洗禮，杜承榮夫婦答應了牧師的條件舉行了第三次婚禮，即宗教結婚儀式，影片中亦有提及。1937年抗戰爆發，格特魯德與家人通信中斷，杜承榮一家也搬到了重慶避難，在這裡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彼特出生了。在日軍對重慶大轟炸期間他們的女兒伊莉莎白出生了，日子開始變得艱難。後來杜承榮又被調往江西全家又搬往江西，此時又生下了一個兒子衛華，但不幸的是小兒子在半歲的時候夭折了。1944年杜承榮接任溫州警官學校校長，這段時間成為了長期艱苦生活前最後的幸福日子。1946年，格特魯德在通信中得知了父親在1945年去世的消息。為了排除無法閱讀母語文學的苦悶，她從丈夫的好友郁達夫那裡借來了一些德文書籍。1949年7月9日，他們的第二個女兒特魯蒂出生，而此時物價飛漲，承榮的工作薪水已經無法應付生活的壓力了，而他也拒絕了撤退到台灣的提議，無奈之下只得全家搬回東陽湖滄的老家。

   新的生活無疑是艱苦的，由於各種政治活動承榮因為它的特殊身份遭遇了各種不幸，無法照料家裡的生活，全家的生活重擔承擔在格特魯德一個人身上。她開始了她漫長的和每一個中國農村村婦一樣的生活。

     1950年11月開始的zhenya反geming運動，由於承榮過去的身份於是便被人抓去「改造」，以來應付上頭的任務。為了防止孩子們和丈夫挨餓，格特魯德就要學習一系列他做為城裡人從未接觸過的農村活。格特魯德養了幾隻雞，用以給孩子們和乾重活的丈夫補充營養，如果村里流傳雞瘟的話，就把雞搬到臥室去養。做飯需要燒柴，而去山上打柴則需要三天的時間，於是彼得擔起了這個重任，格特魯德因此夜裡起來為孩子和丈夫做早飯和路上吃的乾糧，都是她親手在鐵鍋中烙出來的玉米餅子。儘管家裡條件有限，但格特魯德總有辦法讓家裡人吃上飯，她為每月的開銷做了一個計劃，嚴格執行一絲不苟。買蔬菜的錢專門買青菜，買燒柴的錢也決不挪作它用。在每次做飯之前，她用一桿小秤仔細稱量下鍋的米或面，而每次下鍋簽又拿出一小點來存放在存糧的籃子裡。

  湖滄的天氣很嚴酷，夏天熱到攝氏四十度，冬天則冷得要命。抵禦風寒的只有窗戶上的一層油紙，而在一月份溫度能低到零下十度。每年除夕之前承榮都要給窗戶重新糊紙，而且技術不錯。這時格特魯德則按照中國的方式給全家做棉鞋。她一年能做十幾雙布鞋，手指上長滿了凍瘡，使她做起活來格外艱難。她晚上坐在微弱的燈光下做鞋，也為孩子們補衣服，為孩子們念童話故事。夏天的酷熱對格特魯德的白皮膚也是一個難以對付的挑戰。在三伏天裡，由於連續的高溫，格特魯德的皮膚受到感染，動不動就發炎和化膿。多虧承榮從父親的醫道中多少看會了一點。格特魯德忍著疼痛堅持像平時一樣幹活，承榮不得不強行要求她休息，熬些湯藥，用一根細針將膿挑破，儘可能勤地替她換洗包紮。在夏天，需要燒火時，他經常跟妻搶著下廚房。1950年阿爾弗雷德通過了東陽中學的入學考試，1952年初中畢業。承榮與格特魯德一致認為儘管家裡條件差，但還是應該讓孩子們受到儘可能好的教育。阿爾弗雷德在金華上高中，雖然學費要比在東陽低但仍舊是不小的問題，格特魯德把母親在維也納送給她的金手鐲截為三份，一份交他的學費一份買肥料一份買糧種，阿爾弗雷德看到這一且後暗暗發誓努力學習，後來由於成績優秀爭取到了去北京學習的機會，並且每個月有27元的補貼，他不僅用這筆錢來維持生活還要節省下一些寄回家裡接濟家裡的生活。

     1953年村子裡建起了農業合作社，社員帶上牲畜、農具入社，收入按照入社的不動產分配。承榮家不准入社，儘管誰都很清楚他家很窮，但還是受到了排斥。格特魯德充分發揮了她的想像才能，讓家裡能有吃的與收入。她養起了雞、鴨和安哥拉長毛兔。她把剪下的兔毛為家裡人織毛衣。有一次她為第二個兒子交學費就是用兔毛頂的。慢慢的承榮家的日子有了一點起色，這段平穩的日子也讓承榮與格特魯德可以有一個好心情去過中國和歐洲的各種節日了。回想起自己在童年時代度過的聖誕節之夜的美好時光，格特魯德想讓自己家人也過一個美好的聖誕節。她在山上背著人砍了一節松枝，用布蓋著拿回家裡，當她為聖誕夜做準備的時候，非常懷念維也納，思念自己的母親和在家裡的其他人。她說話少了，當她以為沒有人在時還哭過。但是，能為自己在中國的親人做點什麼令她快樂，這點事是唯有一個歐洲母親才能做到的。早在聖誕節前的幾個月她就為節日而節儉度日，還為孩子們做了小禮物。她把母親從維也納寄來的衣服改成孩子們穿的衣服，把在小包裹里找到的巧克力存起來，特魯蒂和小妹不許進入那個房間，因為聖子要飛進去把一些送該她們的東西放在聖誕樹下面。給兩個哥哥的和大姐的禮物是編成的儲物盒。給兩個小姑娘的是布娃娃和玩具熊。母親給特魯蒂的娃娃起名叫麗麗，小狗熊的名字叫比利，特魯蒂直到結婚前一直在跟麗麗和比利玩。在此階段格特魯德經歷很多中國的本土節日，還好當時還沒有對這類風俗習慣進行嚴厲的批評。但好日子不久各種運動又開始了。在湖滄抓「壞人」還用得著找嗎？承榮就是一個現成的替罪羊。承榮要在寒冷的夜裡去參加大會接受批評，每次離家前格特魯德都仔仔細細地為承榮拉好衣服，為他繫上一條圍巾，然後說「今天晚上特別冷，你要當心，不要感冒了！」然後使勁的親他，補充說：「我等著你，等你回家！」承榮也親了她，像往常那樣說：「如果太晚了，不要等我，先睡吧！」從今以後，承榮和家裡人幹活時不是在分得土地上由自己安排、划算，而是由別人派活幹。由於承榮「出身」不好，所以他們家只能幹差活，公分也比別人得的少。他們從公共食堂里得到的每日三餐都是玉米稀粥。剛開始連鹽都沒有。每逢星期天可以領到一點點大米，格特魯德直到暮年也不喜歡吃大米。1961年和1962年，東陽像別的地方一樣出現了大旱天氣。隨之發生了嚴重的缺糧，格特魯德一家也未能倖免。出於萬般無奈，格特魯德試著用樹皮、草根和野菜做成吃的。當她看到孩子們吞嚥十分困難時，她的心都要碎了。承榮仍然保持著樂觀和幽默，他出來解圍，對大家說：「你們要想像這是一桌酒席。看哪，這是紅燒肉。這個好吃，味道真不錯！這個是魚，這個是雞！」後來格特魯德養豬，以此來增加家裡的食品。奶奶的圈裡養了五口豬。五叔代格特魯德向婆婆要了一隻小豬崽。格特魯德給它起名叫蘇茜。格特魯德養豬很有耐心，總在一個地方餵食，到了後來，只要她一喊「蘇茜」，小豬立刻就跑過來，往往一聽到她的腳步聲就跑過來了。為了讓小豬快點長膘，便找人把它yan割了。誰知傷到了小豬的內臟。兩天後，小豬死掉了，全家人都掉了淚，誰都吃不下飯。後來，格特魯德給她養的豬像給其他家禽一樣起了名字。到了該賣的時候，好幾天前她就開始心裡難過。

    1961年，承榮的父親再一次不小心摔倒後受到了感染。格特魯德不分晝夜的守在病床前。對於公共來說，這是一個最後的證明，他家裡的這個外國女兒真正把「敬老愛幼」變成了自己的天性。格特魯德從來沒有在婆婆面前或別的年長一些的親戚面前頂過嘴，逢年過節總是向他們獻上敬意，在日常生活中給他們以力所能及的幫助。為了護理承榮的父親她差點累死。公公深深感動，流著眼淚對她說：「你真是我的親女兒好女兒！」不久後，公公亡故，終年79歲。

   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闖進格特魯德的家裡，沒收了她心愛的全部家庭照片，收藏的紀念文獻，另外也抄走了她寶貴的德文書。而且格特魯德被禁止用德語與家人交流，為了檢查她是否照辦，還安插了專門的人檢查。承榮也被帶上「高帽」遊街示眾接受批鬥，無盡無止在精神上的折磨使承榮痛苦不堪，但每次他回到家裡都會安慰妻子，很少提他收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與折磨，為了讓她少想他受折磨的事，就將一些他在外面聽到的新鮮事，有時還講笑話給她聽。就這樣全家齊心協力度過了艱難的70年代前半期的各種運動的各種困難。1969年，格特魯德的母親在維也納逝世，格特魯德哭了許久。她在離開維也納的時候曾經和母親說過五年之後就會回來看看，整整三十年過去了，格特魯德再也沒有見到自己的父母。早在50年代初期，格特魯德曾有機會回到維也納，即帶上自己的兩個孩子藉助奧地利官方「遣返」回奧地利，因為她想和自己的丈夫與孩子在一起所以斷然拒絕了。1973由於格特魯德弟弟的提議，以及奧地利政府人員的運作，格特魯德又有了一次可以回到故鄉而且事後可以返回中國的機會，格特魯德不願意把家人留在中國，也不想讓弟弟過來看到她艱苦的生活而為她擔憂，所以在通信種安慰弟弟，並介紹自己的現狀。1979年，所有的苦難似乎都接近結束了，但是此時的承榮已經是一個72歲的憔悴老人了。由於迫害已經過去，兩人似乎又回到了青年的時代，享受著他們兩人的世界。每天一早，他們總是互相攙扶這走著去東陽河。每天下午，父親早要去村長辦公室翻閱讀新的報刊，然後把發生在中國和世界的新鮮事告訴母親。孩子們都已經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工作與家庭。1980年在雲南的阿爾弗雷德得到了可以讓母親去雲南探親的機會，過了這麼多年，他們終於又來到了一個大城市，可以像當年在杭州和維也納一生活條件樣，盡情的去看自己想看的電影，遊覽名勝古蹟。逐漸好了起來，他們讀書寫作散步打牌看電視度日，有時候他們會去看看兒女們，而兒女們也會時常來看看他們。1989年，承榮身體狀況惡化，經檢查查明是癌症還伴有腸胃病。承榮略懂醫術，知道自己的病是怎麼回事。別人都關心他，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來安慰別人。承榮對格特魯德說：「這中藥的味道很不好，我吃藥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你。因為我還想陪你再往前走一段。」孩子們想替格特魯德照顧爸爸，可是格特魯德堅持自己一個人來照顧。儘管心裡痛苦，她還是迫使自己嘴角帶微笑。1980年，奧地利使館給格特魯德寄來了一封信，信中說如果格特魯德可以到奧地利定居一年的話她可以重新獲得奧地利國籍。這對於格特魯德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於大家的積極運作，證明了格特魯德沒有加入中國國籍，格特魯德拿到了自己的國籍證明，那時承榮已經臥床不起了。在1990年4月28日承榮去世前不久，承榮嘴唇微動但是說不了話。一開始，兒女們誤以為是想讓大女兒回來，但是父親搖了搖頭。格特魯德進來後，承榮試圖說明什麼，格特魯德明白了，她把帶有公章和簽字的國籍證明拿到他面前，含著淚說：「你可以放心了。」承榮微笑著閉上了眼睛。原來，承榮是想確認格特魯德的奧地利國籍，好在以後的日子裡能回到奧地利過上好的日子。

     格特魯德按照東陽的習俗下葬了承榮，自承榮過世的十餘年裡她從未有過離開東陽到其他地方居住的想法，可能也是為了能和自己的丈夫相伴吧。在以後的日子裡，格特魯德兩次重返自己的家鄉維也納，並受到當時奧地利總統的接見，據說鄧小平也接見了格特魯德兩次。她的事蹟被拍成電視專題紀錄片《嫁給中國》後廣為流傳，在節目在中國播出後她受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很多人表達敬意的來信，她的事蹟也被改編成電影《芬妮的微笑》音樂劇《黑眼睛、藍眼睛》，可惜的是她本人只親自觀看了音樂劇而沒有看到電影。格特魯德的一生中有很多機會可以像她的朋友燕妮一樣返回奧地利，但愛情使她堅持了下來，在55年的婚姻中她與承榮同享福共患難，一起走過了這不平凡的苦樂人生，歲月的流逝與生活的艱辛絲毫沒有沖淡他們倆的愛情，理解與包容在困難時相濡以沫在安穩時心靈相惜，有了這樣的堅持與執著又有什麼過不去的關呢？這或許應該對於時下的人們有所啟發，特別是在這個離婚率逐年增高的缺失真情的時代。

《嫁給中國》後記紀錄片在線觀看地址：http://jilu.cntv.cn/social/zhongguoyuanshengtaijilu/classpage/video/20100129/100530.shtml

找了一些相關平面媒體報導：


2003年春天，中奧兩國合拍的故事影片《芬妮的微笑》在中國和奧地利同步首映。影片取材於生活在浙江東陽一個小村莊裡的奧地利籍女士格特魯德·華格納的真實故事。60多年前，18歲少女華格納漂洋過海，從維也納來到上海，尋找她在維也納結識的戀人，從此跟隨她的中國丈夫歷經戰爭、動亂和遷徙，最後在中國的一個普通鄉村無怨無悔地度過了半個多世紀。這段至死不渝的跨國愛情，感動了中國，感動了奧地利，很多觀眾是含著眼淚看完這部電影的。而這部感人至深的故事影片的原始腳本，就來源於奧地利知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格爾德·卡明斯基的著述。

　　卡明斯基是維也納大學法律系教授，同時身兼奧地利聯邦科研文化教育部局長、奧地利中國及東南亞問題研究所所長、奧中友協常務副主席等職。從1972年以來他70多次訪華，並受到鄧小平3次接見。為表彰他為發展奧中兩國關係做出的貢獻，奧地利政府授予他「各國人民友誼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稱號。

　　卡明斯基發現華格納的故事是在上個世紀末。一天，華格納的弟弟找到時任奧中友協秘書長的卡明斯基，指著友協展示的上世紀30年代初中國警官在奧地利留學的照片說：「前排右數第二人是我姐夫，我急切地想知道我姐姐現在的情況。」卡明斯基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沒過多久便匆匆飛赴中國，一路尋訪到了浙江東陽，終於在湖滄村那幢古老的杜家老屋見到了華格納。卡明斯基了解到一幕幕真相後，深受感動。既喟嘆人世間竟存在著如此聖潔的愛情，又為奧地利有這樣一位聖潔的女性而自豪。維也納市長聽了卡明斯基的講述後，激動地說：「我還不知道我們維也納有這樣一位好姑娘，我們要請她回來參加國慶節，把她作為貴賓接待。」此後，卡明斯基多次來到中國，搜集、仿製和拍攝華格納在中國農村的生產生活用具以及民間工藝品等，在維也納舉辦了「華格納生平事蹟展」，實物、圖片無所不有，並邀請華格納前往維也納參加開展儀式，隨後又激情難抑地寫出了華格納的長篇傳記《嫁給中國》（中譯本為《苦樂人生》），奧地利總統為該書作序。1995年初，在卡明斯基的促成下，奧地利電視台和浙江電視台共赴湖滄，合作拍攝了華格納的專題片，並在兩國同時播放。同年9月，奧地利總統克萊斯蒂爾訪華的第一天，中央電視台播放了這部專題片，中國百姓通過螢屏結識了這位熱愛中國、忠於愛情的奧地利女性，雪片般的信函從四面八方向華格納飛來。




影片《芬妮的微笑》中的女主角芬妮的生活原型，奧地利老人華格納昨日下午在生前住過的地方浙江東陽湖滄村下葬。與丈夫杜承榮合葬在一起是老人生前唯一的願望，當地政府對此予以了特批。浙江省省委副書記、浙江東陽市金華地區的領導、《芬妮的微笑》劇組代表等都贈送了花圈。奧地利駐上海總領事溫博格以及社會各界及媒體上千人出席了葬禮。據悉，其中800多人都是當地鄉民，很多還是鄰村的。華格納的女兒說：「如果媽媽知道自己的葬禮是這樣也一定會感到很欣慰的。」曾當選過東陽市政協委員的華格納，1916年生於奧地利，父親是當地警官學校的教官。當時一位叫杜承榮的中國青年到此留學培訓，二人由此點燃了愛情火花。學成之後，杜承榮先期回國，並與華格納相約今生。不久，18歲的華格納坐船歷時3個多月來到上海，與杜承榮相聚。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後，杜承榮於1994年去世，留下華格納一人在浙江鄉下的一個小村落里生活至今。二人共育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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