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拷問金基德

當金基德榮獲本屆威尼斯金獅獎後，我們再回頭看《阿里郎》，便有了更清晰的意義。這無疑是金基德的一部鳳凰涅槃之作，當他拍不出電影的時候，他選擇了拍攝自己，在《阿里郎》中對自己的藝術生命進行了透徹的拷問。他用隱居荒山野嶺的方式靜寂靈魂，又用自拍的方式完成了思想的昇華。儘管在影片中，他的痛苦還未解脫，但是他能夠把它展示出來，就意味著他還存在對藝術創作的執著，所謂的自殺只不過是對過去的一種埋葬，其真正代表的意義是走向新生。果不其然，《阿里郎》之後的第二部作品《聖殤》就獲得了一致的認可，金基德用一座份量十足的獎盃昭示了王者歸來。如果他的藝術創作還能長期延續下去的話，《阿里郎》必然是他整個藝術生涯的分水嶺。
《阿里郎》很明顯是一部紀錄片，但金基德自己稱之為是故事片，那麼我們便來探察其故事的戲劇張力在哪裡。其一是生活細節，存在和發生在我們周邊的生活瑣事一旦被鏡頭攝入其中，進行特意的放大，便會不自然的散發出動人的魅力。電影中逡巡叫喚的貓、桌上的紅柿子、燃燒的爐火、金基德在雪地裡拉屎等，這些情節都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一種純潔的可愛。其二是金基德作為藝術家的神秘性，他在全世界有著廣泛的影迷，而這部影片無疑為大家走進他打開了一個通道，這便是影片最大的吸引力所在。不知道金基德的人會覺得《阿里郎》乏味的不可目睹，而對金基德有興趣的人會認為這是一部寶貴的財富，它所探討的問題也是所有藝術家都可能遇到的問題。從這些層面講，《阿里郎》也可算是一部故事片。
在電影中，金基德以自我對話的方式完成了苦惱的傾訴，他解釋了自己為什麼拍不出電影的原因，在於之前拍攝《悲夢》的一場上吊戲的時候，差點釀成事故。這就涉及到電影和生命哪個更重要的問題，如果因為拍攝電影而造成生命的喪失，那麼電影還有意義嗎？其實，拍攝事故只是一個導火線，金基德對自己電影的價值定位才是長期困惑他的問題。他的電影總是在殘忍的畫面背後蘊藏宿命般的罪惡和愛，但是很多觀眾只看到了表面的暴力和色情，而無法理解他想要表達的東西，尤其是作為祖國同胞的韓國觀眾。儘管他說對這樣的非議不在乎，但是當遇到拍攝難題、弟子背叛的時候，他不可能不受影響。當長期的困惱累積，有一天，金基德終於累了，沒有創作靈感了，於是他便走進了深山。就像《春夏秋冬又一春》中的和尚一樣，開始了艱苦的修行。
他的電影可以分為「話多」和「話少」兩類，早期的電影中人物台詞還很多，但是到了後來，完全成了「啞劇」，主人公可能一句話都不說，通篇都是畫面意象的造謎和猜謎。到了《呼吸》和《悲夢》之時，這種形式上的怪異達到了極端，如果再走下去，只不過是同一風格的重複，也就是創作的瓶頸。金基德不知道如何改變這種創作的習慣，也找不到未來的方向在哪裡，這也是他抑鬱的一個原因。
金基德把自己電影的主題定義為「堅強的果斷」，他電影中的人物都具有這樣的性格，既有野獸般的原始慾望，又有後現代主義的迷失和勇敢。壞小子的外殼包裹下的是脆弱不堪的靈魂。而他自己也是這樣的人物，正因為性格達不到強硬，所以才尋求暴力，同時又在暴力中表達溫暖，讓被強姦的人愛上強姦者，被虐待者愛上虐待者，就像阿莫多瓦的《綁著我，捆著我》一樣，尋找愛的設計形式，其實是作者純粹的幻想。精神分析學者弗洛姆認為，虐待是一種無能表現。可以說，金基德和他電影中的人物都是一群無能者，想要堅強，卻始終無法堅強。
在《阿里郎》中，金基德兩次動容的流淚，一次是在他唱阿里郎這首歌的時候——阿里郎在韓國民歌中既指人名，也是山名，唱的是一個痴情女子追尋自己丈夫的故事，後來成了朝鮮民族精神的象徵——他此時的境況就彷彿是在翻山越嶺，追尋一個漸漸遠去的夢想。一次是他在看《春夏秋冬又一春》中和尚（也是他自己）抱著佛像登山的情節，這也是他最為深刻的一部電影。他望著畫面嚎啕大哭，想起了拍攝這部電影的情景，而現在他已經失去了登山的動力，看不見佛的樣貌。金基德在《阿里郎》中說：「人生就是自己在做鬥爭」，也就是登山的過程，他喜歡這樣的象徵，但此刻他隱居在深山裡，身體未動，只是靈魂在艱難的攀爬。
金基德在電影中講了一故事：一位美國大兵年老時，到韓國找到了他打仗時殺死的一個人的屍體，他用這具屍體作為證明向法院控告自己的罪惡。而《阿里郎》便是金基德告發自我的那具「屍體」，他既用這部電影解剖了自己的痛苦，同時也表達了還想拍電影的願望。當他敢於正視自我之後，一切苦惱的脈絡便釐清了，陰霾逐漸隱去，豁然開朗的靈光讓他皸裂的腳跟癒合，緊縮的眉頭鬆開，但滿頭的白髮依然披散，伴他走向下一個電影創作的春秋輪迴。（文/陳令孤）2012/9/11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