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戰》：於合拍片的新指向

文/達達先生

港人北上至今，常落入喪失香港性一味遷就內地觀眾的指責，這的確是當下合拍片所面臨的困境之一，往往無法在貫穿港片精髓的基礎上，更好的服務內地觀眾。《毒戰》的應運而生，很大的一部份意義就在於，它道出了合拍片的一種新方向。

《毒戰》雖然故事的整體看來是充分大陸化的，影片既沒有將故事的發生地放在香港，也沒有將故事的線索放在香港，甚至港星也不再是絕對意義上的主角。但是，正是在這樣一部被純粹大陸化的電影中，我們看到了久違的港式警匪片的氣勢。

這當然得益於杜琪峯的掌控能力，他移植了頗多經典港式的意象放置在了影片之中，在片末堪稱熱血的槍戰場面中，非常直接的正面衝擊看起來要比現在很多警匪片通過音效和畫面剪輯製造的感覺刺激的多。所以，儘管整部影片的橋段和節奏都能夠在杜琪峯之前的作品中找到因由，但為了更加貼合到影片的整體氛圍中去，杜琪峯還是在風格上做了某些改變。

杜琪峯的作品往往具有浪漫主義的表現形式，但在《毒戰》中，這種浪漫主義的表現形式被寫實替代了。這種寫實，不僅是表現在影片各種細節之上，還體現在影片故事和人物之上，沒有了故弄玄虛的姿態，而是實在的講故事抓節奏。所以觀看《毒戰》的過程是高度緊張的，部份原因就在於杜琪峯將影片以寫實的姿態導入，在故事的講述上充分發揮了自己的特色，也正是在這份基礎之上，電影中的天津也被生動的以一個海濱城市的特色被展示了出來。

但是，杜琪峯的高明之處在於，儘管為了貼合大陸的氣質，將影片變得更加寫實化。但《毒戰》所展示出來的意涵，卻仍然是浪漫主義的。無論是孫紅雷等內地警察前行中的槍戰，或是古天樂頗為人格化的色彩，甚至是大聾小聾被神化了的本領，都不斷的強調了這一點。

所以，《毒戰》很好的結合了浪漫主義的核心和現實主義的外在，往大了說，便是很好的將香港警匪片的精神移植到了以內地位中心的類型影片當中去，在本土化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的在地化，做到了很高水準的文化雜糅。

所以，儘管《毒戰》代表不了杜琪峯的最高水準，但在當下的華語電影語境中，卻有其獨特的意義。這份意義不僅在對於敏感題材的突破，更在於杜琪峯通過一部影片，去試探了合拍片發展的一種文化核心，這種試探，對之後的港陸合拍片是有極大意義的。畢竟，合拍不是兩隊人馬的生硬拚湊，而是在尋求一種文花上的融合，從而獲得多地觀眾的共鳴。在《毒戰》的成功之後，我們有理由期待更多好的合拍片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