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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27 00:12:16
牽強附會優柔造作的核彈創傷後遺症
將本土創傷撕裂給跨國觀眾，這種體驗想要贏得共鳴並不容易，特別是將一出六七十年前的核彈爆炸創傷後遺症與目前所有的困境都密切聯繫起來的邏輯，更是強悍到令諸多觀眾錯愕無語。日向寺太郎導演《長崎的天空下》。面臨的尷尬就是如此，二戰的日本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唯一受到過核武器攻擊的名義讓日本多年都生活在這樣的創傷之下，成為了國民性的創傷體驗。所以日本本土誕生了非常多的展示、反思核彈攻擊的作品，《長崎的天空下》正是此背景之下的一部作品，可惜成片呈現的效果是牽強附會和優柔造作的，原田宇文和青來有一的劇本始終未能將故事整合在在邏輯自洽的故事線里。對於日本戰後電影和文學的關注，向來不少，侵華日軍基層軍官小津安二郎有其淡然雋永的表現方式，黑澤明則以莎士比亞史詩般的悲劇來詮釋，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則是出於曖昧和剛烈的兩個極端，而大江健三郎的反思則有著深切的關懷。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本片就能夠出現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里？！政治上難說有多正確，而對於故鄉、宗教和愛情、親情的表達也是混雜不清。
《長崎的天空下》並沒有直白的展示遭受核武器襲擊後的慘景奇觀，而是試圖通過當代人的生活，來呈現襲擊造成的影響，並不是當時的，而是延續性、難以忘懷的。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就是通過性與原子彈爆炸將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和大歷史焊接在一起。不過，影片的立場站在了一個個自以為是的、純粹的受害者的角度，藉助於普通人生活的潰敗，力圖呈現的卻是一種反思和批判。影片也就此跨越了本土化的限制，在情感的傳遞上更加普世。但影片的態度問題在於苦大仇深的情緒過於沉重，且往往不知所云就將邏輯搭建起來。《長崎的天空下》以幾個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為切入口，不斷的去展示他們生活中痛苦，電影中呈現的每一個家庭都是支離破碎的，而且背負了深重的創傷記憶。先不說湊齊這麼多苦難家庭的可能性，只是看看劇情講述中每個人不同的痛苦，最終卻都要將痛苦的根源全都歸因到原子彈爆炸上去，死於急性肺炎的孩子、從小島來到長崎工作的一家等等，全都被牽強的放置了一條與核爆有關的因由，儘管導演的意圖很明確，便是每個人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但一味的苦情就像極了怨婦的氣質，缺乏了更加開拓和深刻的思考。
《長崎的天空下》中核心的家庭自然是紗織一家，生活在癔症之中無法自拔。紗織喪女，女兒死於肺炎。父母則皆是核爆的倖存者，影片的主體敘事圍繞著這個展開。紗織的丈夫在電影開始便想要採訪岳父母，但被生硬的拒絕。這個場景給觀眾的感覺，便是強調了核爆的痛苦是一種無法再言說的創痛，實際上也是為之後的劇情做一鋪墊。紗織的生活一直不太正常，即便懷孕這個代表了新生的事情，也無法給她救贖。電影中紗織不斷的糾結在女兒的死亡和核爆的影響之下，相反她的父母卻樂觀、積極，這種對比不僅讓人感覺不可信，而且略顯矯情。紗織父母的秘密最終都告訴了紗織，而紗織也藉此獲得了新生，她終於要開始好好的生活，也決定生下這個孩子，一家人藉助將交流創傷，最終達成了和解。不僅是紗織和自己，還有紗織和丈夫、妹妹、生活等等。儘管表面看上去影片的敘事清晰無誤，但實際上導演為每個人設置的痛苦都是牽強的與原子爆炸聯繫著，更多的呈現出了個人的臆想氣質，而非實打實的戰爭後遺症。這麼看來，整個故事就顯得立不住腳，頗有點一廂情願的苦難塑造，而不是順理成章的創傷遺傳。
《長崎的天空下》的動力源，也就是電影角色的負罪感，基本上就是「為什麼當年死的不是我」、「假如原子彈投在我的家鄉」，如果對於六七十年前的原子彈爆炸可以這樣來聯繫目前的生活細節和事件，那麼人類永遠走不出困境。每個民族、宗教、文化、城市、家族等等，莫不負有歷史上無盡的原罪、殺戮、意外、偶然和戕害。本片最出意外的是，似乎這些日本人根本就不會想到原子彈的爆炸其實有其必然原因，日本假如不挑起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則必然不可能有這場核爆，而長崎雖然有7萬人即刻死亡，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舞台上，如何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死亡數量。長崎與廣島之所以被選擇，當然有其深刻原因，長崎造船業發達，廣島是陸軍之城，其他備選城市也與軍工、軍事有著重要關係。而日本之所以被轟炸，還在於日本在敗局已定的前提下堅持負隅頑抗，導致美國和蘇聯進行進一步的戰略打擊。
與歷史對話，需要的不僅僅是真誠的態度，更強調一種合理的姿態。《長崎的天空下》試圖以日常化、克制的表達去展示戰爭的創傷，出發點是好的，但卻輸在了敘事和故事的表達之上，影片的套用是生硬的，而節奏也平淡的無味，一個個面無表情的臉上，絲毫都看不出這是一部可以入圍得了金爵獎競賽單元的影片。然而，這部並不怎麼樣的影片，倒是可以提供給國產同類題材的影片一個視角：即如何不再宏大敘事，如何通過細節敘事來呈現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而不再是音樂起止的悲傷情調，戲劇般的災難揭示。《長崎的天空下》在敘事上當然也有亮點，懸念的塑造和揭示過程，抽絲剝繭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不時的陌生人和劇情闖入，考驗的是觀眾的注意力，在一點點的講述中，逐漸將故事圓滿。導演刻意引入的信仰的衝突和現實的無力，實際上都是其表達慾望的展現，想法是有的，欠缺的是展示故事的良好功力。
總體來看，《長崎的天空下》的確是一部讓人失望的片子，演員們似乎都游離於電影的情境之外，主要演員的表演讓人覺得壓抑。北乃綺飾演的妹妹一直在奔跑、失望於男友的逃離家鄉奔赴東京、選擇了神經病嫌疑人的修車佬。修車佬由柳樂優彌飾演，2004年以《無人知曉》榮獲坎城電影節影帝，如今卻已經長慘，目光游移空洞。各種牽強附會式的闡釋則讓故事不僅無法感染觀眾，還易讓人反感。作為一部主競賽單元的競賽片，最終一無所獲是毫無疑問的。（搜狐特約上海電影節影評）
《長崎的天空下》並沒有直白的展示遭受核武器襲擊後的慘景奇觀，而是試圖通過當代人的生活，來呈現襲擊造成的影響，並不是當時的，而是延續性、難以忘懷的。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就是通過性與原子彈爆炸將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和大歷史焊接在一起。不過，影片的立場站在了一個個自以為是的、純粹的受害者的角度，藉助於普通人生活的潰敗，力圖呈現的卻是一種反思和批判。影片也就此跨越了本土化的限制，在情感的傳遞上更加普世。但影片的態度問題在於苦大仇深的情緒過於沉重，且往往不知所云就將邏輯搭建起來。《長崎的天空下》以幾個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為切入口，不斷的去展示他們生活中痛苦，電影中呈現的每一個家庭都是支離破碎的，而且背負了深重的創傷記憶。先不說湊齊這麼多苦難家庭的可能性，只是看看劇情講述中每個人不同的痛苦，最終卻都要將痛苦的根源全都歸因到原子彈爆炸上去，死於急性肺炎的孩子、從小島來到長崎工作的一家等等，全都被牽強的放置了一條與核爆有關的因由，儘管導演的意圖很明確，便是每個人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但一味的苦情就像極了怨婦的氣質，缺乏了更加開拓和深刻的思考。
《長崎的天空下》中核心的家庭自然是紗織一家，生活在癔症之中無法自拔。紗織喪女，女兒死於肺炎。父母則皆是核爆的倖存者，影片的主體敘事圍繞著這個展開。紗織的丈夫在電影開始便想要採訪岳父母，但被生硬的拒絕。這個場景給觀眾的感覺，便是強調了核爆的痛苦是一種無法再言說的創痛，實際上也是為之後的劇情做一鋪墊。紗織的生活一直不太正常，即便懷孕這個代表了新生的事情，也無法給她救贖。電影中紗織不斷的糾結在女兒的死亡和核爆的影響之下，相反她的父母卻樂觀、積極，這種對比不僅讓人感覺不可信，而且略顯矯情。紗織父母的秘密最終都告訴了紗織，而紗織也藉此獲得了新生，她終於要開始好好的生活，也決定生下這個孩子，一家人藉助將交流創傷，最終達成了和解。不僅是紗織和自己，還有紗織和丈夫、妹妹、生活等等。儘管表面看上去影片的敘事清晰無誤，但實際上導演為每個人設置的痛苦都是牽強的與原子爆炸聯繫著，更多的呈現出了個人的臆想氣質，而非實打實的戰爭後遺症。這麼看來，整個故事就顯得立不住腳，頗有點一廂情願的苦難塑造，而不是順理成章的創傷遺傳。
《長崎的天空下》的動力源，也就是電影角色的負罪感，基本上就是「為什麼當年死的不是我」、「假如原子彈投在我的家鄉」，如果對於六七十年前的原子彈爆炸可以這樣來聯繫目前的生活細節和事件，那麼人類永遠走不出困境。每個民族、宗教、文化、城市、家族等等，莫不負有歷史上無盡的原罪、殺戮、意外、偶然和戕害。本片最出意外的是，似乎這些日本人根本就不會想到原子彈的爆炸其實有其必然原因，日本假如不挑起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則必然不可能有這場核爆，而長崎雖然有7萬人即刻死亡，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舞台上，如何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死亡數量。長崎與廣島之所以被選擇，當然有其深刻原因，長崎造船業發達，廣島是陸軍之城，其他備選城市也與軍工、軍事有著重要關係。而日本之所以被轟炸，還在於日本在敗局已定的前提下堅持負隅頑抗，導致美國和蘇聯進行進一步的戰略打擊。
與歷史對話，需要的不僅僅是真誠的態度，更強調一種合理的姿態。《長崎的天空下》試圖以日常化、克制的表達去展示戰爭的創傷，出發點是好的，但卻輸在了敘事和故事的表達之上，影片的套用是生硬的，而節奏也平淡的無味，一個個面無表情的臉上，絲毫都看不出這是一部可以入圍得了金爵獎競賽單元的影片。然而，這部並不怎麼樣的影片，倒是可以提供給國產同類題材的影片一個視角：即如何不再宏大敘事，如何通過細節敘事來呈現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而不再是音樂起止的悲傷情調，戲劇般的災難揭示。《長崎的天空下》在敘事上當然也有亮點，懸念的塑造和揭示過程，抽絲剝繭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不時的陌生人和劇情闖入，考驗的是觀眾的注意力，在一點點的講述中，逐漸將故事圓滿。導演刻意引入的信仰的衝突和現實的無力，實際上都是其表達慾望的展現，想法是有的，欠缺的是展示故事的良好功力。
總體來看，《長崎的天空下》的確是一部讓人失望的片子，演員們似乎都游離於電影的情境之外，主要演員的表演讓人覺得壓抑。北乃綺飾演的妹妹一直在奔跑、失望於男友的逃離家鄉奔赴東京、選擇了神經病嫌疑人的修車佬。修車佬由柳樂優彌飾演，2004年以《無人知曉》榮獲坎城電影節影帝，如今卻已經長慘，目光游移空洞。各種牽強附會式的闡釋則讓故事不僅無法感染觀眾，還易讓人反感。作為一部主競賽單元的競賽片，最終一無所獲是毫無疑問的。（搜狐特約上海電影節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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