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裕仁走上絞刑架

1945年的8月，日本投降，美軍佔領日本。在麥克阿瑟將軍帶領的美國佔領軍的治理之下，日本脫胎換骨，迅速從戰爭的失敗中恢復過來，走上了現代民主國家之路。美國影片《天皇》，敘述的即是這段歷史。

影片圍繞著界定裕仁在戰爭中的作用，來探討天皇制度的存廢，以及戰後日本應如何重建政治體制。這是一個不錯的題材，也是歷史的關鍵節點，背景足夠宏大，且細節很豐富，又有著秘辛內幕，應該是個抓人眼球的影片。可惜，電影拍得懶洋洋，顯得有氣無力。整個故事敘述得很不吸引人，電影中加上的一條愛情副線顯得非常多餘。

雖然電影不好看，不過倒讓我有了一個惡毒的想法：假如當初美軍將裕仁天皇送上絞刑架，那又會怎麼樣？日本戰後的歷史甚或世界的歷史會改寫嗎？差不多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有這樣的判斷，麥克阿瑟將軍不追究裕仁的戰爭罪責，並繼續保留了天皇制度，這個決定是相當英明的，它確定了日本戰後的平穩過渡，讓日本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此部電影更是對此進行了大肆的渲染，並將裕仁的形象拔高，認為他最終阻止了軍隊決一死戰，避免了更大的傷亡。

無疑，天皇制度的保留，對於日本來說，應該是最佳選擇。日本後來的發展結果，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戰後，日本未經過大的政治動盪，很平衡地進行了過渡，讓日本能夠迅速地從戰敗中恢復過來。這是其一。最重要的是，對於裕仁的免責，實際是從法理上，對於整個日本國家的免責。裕仁作為國家元首，未被定為戰犯，而是將挑起戰爭的責任，歸罪為所謂的軍國主義者的擅自妄為。日本作為戰敗國應負的責任消失了，只是幾個軍人政客承擔了全部的責任。他們雖被處以絞刑，卻被全體國民視為自我犧牲的英雄。所以靖國神社一直到戰後幾十年，仍然成為一個讓各方糾纏不休的問題。

日本在戰後並非如德國那樣被多國佔領，而是由美國獨家佔領，通過麥克阿瑟的眾多努力，日本迅速地轉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當然，民主成為日本政治的基石，對於全球特別是周邊國家來說，確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至少在短時期內消除了威脅。但日本戰後未經深刻反省，也未經歷如戰敗後德國那樣的苦境，政治上立即走上常軌，經濟上也迅速起飛，也讓其國民未能意識到國家及人民在戰爭中應承擔的責任，反倒認為挑起一場錯誤的戰爭，對於國家與民眾來說，並不會有多少損失。

美國戰後為何不殺裕仁，電影《天皇》中也做了很多的描述。本來，從美國本土的政治家及外交家的角度看，讓裕仁成為戰犯是理所當然的，就如德國戰後對於納粹戰犯的審判一樣。這樣也能迅速地確立美國在日本的地位，讓日本儘快走上民主之路。但麥克阿瑟將軍接受了周邊謀士的看法，認為日本是個獨特的國家，有著自己悠久文化及傳統，天皇制度即是這個文化及傳統的核心。如果除掉天皇，會讓日本動盪不已，引起日本人對於西方及美國的仇視，導致美軍佔領的失敗。電影中的主角菲勒斯將軍就是如此看法，而整部電影的故事，就是他通過對日本日本政客及軍人的調查，來證實這一點。其實，從電影的敘述來看，這種調查的過程是不必要的，因為在調查之前，結論就早已做出了。

菲勒斯將軍是個日本通，當然也是個日本文化的崇拜者。他在日本呆過許多年，並有一個日本女友。為了這個離散的女友，他甚至利用手中的職權，讓美軍的轟炸機繞過了女友所在的城市。他一直認為，日本是個獨特的國家，美國這個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國家，對日本這個有著二千年歷史的國家，要有一個最基本的尊重態度。不能用美國這種沒有歷史沒有文化國家的觀點，去看待日本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從電影看，他的調查亦是感情從事。他到日本來的目的，似乎就只是為了尋找女友的下落。當他在酒館裡被退伍日本兵欺負之後，他寫下自己的報告，認為天皇是戰爭的罪人。不過，當天皇的親信向他講述關於暗殺天皇的天方夜譚的故事時，他又立即判定天皇是終止戰爭的偉人，並會對戰後日本的穩定做出貢獻。

當麥克阿瑟將軍準備面見裕仁時，菲勒斯竟然聽從日方提出的條件，向麥克阿瑟表達了關於雙方會面的種種禁忌，如不能直視天皇的眼睛，不能與天皇握手，等等，因為日本是個獨特的文化，這是他們的規矩，而美國也必須遵守這種規矩。在菲勒斯的眼裡，日本並非作為戰敗國，而天皇更不是戰犯，他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神，必須給予他必要的尊敬。好在麥克阿瑟將軍是個老江湖，手段老辣，對於這些條件不置可否，但在具體見面時，則毫不在意地去破壞掉種種禁忌，讓這些無理的要求流於空談。但麥氏最終還是同意了菲勒斯的意見，未將裕仁定為戰犯，並保留了天皇制度。從他的角度來說，這是保持日本平穩的最佳辦法，也是他作為日本美國佔領軍司令的最好選擇。日本後來的發展，也證明了麥克阿瑟是個老道的政治家。

但裕仁真的就殺不得嗎？天皇制度就真的無法廢除嗎？日本文化就真的那麼獨特，日本的歷史就真的只有那麼一種寫法嗎？當然，歷史無法假設，但歷史的潮流卻是存在的。真實發生的歷史，並非就是最為合理的歷史。我們不能因為現在有了一個比較合理的結果，就認為當時其他的選擇就是一種壞的選擇。如果麥克阿瑟真的將裕仁當成戰犯，整個世界的歷史也不會發生大的改變，日本同樣也不會陷於動盪之中，也一定會走上民主之路。這是一種歷史的潮流，也是歷史的必然。也許日本的轉型沒有這麼的順利，也許日本的崛起也不會這麼快。預言裕仁走上絞刑架，就會激起日本人的的反抗之心，會讓局面變得難以控制的想法，只是想當然耳。德國就是例子，清算了罪行，讓國民明確了責任，反而能放下歷史的包袱，輕鬆地前行。將裕仁送上絞刑架，歷史依然還是按照其既有的軌道運行，日本也許會有些波瀾，但卻不會改變現有的狀態。

日本則相反，罪行未得到清算，國民應負的責任亦未得以明確，所以，對於戰爭的歷史，日本國民並未有深刻的反省，反是倍覺委屈，認為自己才是戰爭的受害者。對於戰爭的罪犯，不是懷著鄙夷之心，而是感恩戴德地供奉起來。最近，網上流傳一個視訊，是一個德國遊客見到日本人在靖國神社的作為之後，憤而責問，說如果在德國這樣做是犯罪。結果竟遭到在場日本人的圍攻。對於當時戰犯的不同處理方法，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歷史觀，也決定著兩國民眾不同的心態。不能不說，麥克阿瑟當時的決定，讓當時複雜的局勢變得簡單一些，但也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歷史尾巴，到如今還讓周圍各國，捲入到這種爭論不休之中。

日本文化既不獨特，更不特殊，它只是世界人類文化中的一部份，遵循人類社會共通的原則，是它的責任，也是世界各個不同文化與民族的共同責任。對於戰犯的追究，在德國可以實行的，在日本也一樣可以，不能因為它是所謂有著兩千年歷史的國度，就能夠以其特殊性，來抗拒普通的規矩。更不能因為所謂的為了所謂的穩定，而將本來是罪犯的人奉為神明，依然享受元首的榮光。裕仁不上絞刑架，實際上是給日本國民一個強烈的信號，日本本身是沒有戰爭責任的，日本的領袖及政府也沒有，有罪的只是幾個軍人，日本也是受害者。因此，那幾個被吊死的戰犯，就能安居神社的祀位上，享受著日本國民不絕於縷的香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