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如此克制，如此悲傷

拙作，載財新 http://culture.caixin.com/2014-09-26/100733691.html

【這小人物生生不息的卑微的愛，是光，是燭火，終將給哀淒的夜色以亮光，以希望】

什麼才是人世間令人痛苦的選擇？

其實，痛苦的選擇，往往並不存在於涇渭分明的「對」與「錯」之間。恰恰相反，當選項可以區分為「對」與「錯」時，選擇是容易的，因為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理直氣壯地選擇「對」的。真正令人痛苦的，是「對」與「對」之間的抉擇。無論怎麼選，都有其理由，但從另外的角度來說，選擇一個又將傷害另一個。這樣，選擇又都「錯」了。陳可辛導演的新作《親愛的》，便是從「對」與「對」的衝突切入。

這是一個「打拐」的故事。一天，田文軍的兒子田鵬失蹤了。對於田文軍和前妻魯曉娟而言，這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他開始了慢慢的尋子之路，其間經歷了常人所難以想像的痛苦、曲折和艱辛。這種痛苦，不僅僅來自於漫長尋找過程中身心的疲憊，更來自於精神的折磨：摻雜著自責、後悔、思念以及失望與希望交替間無數的患得患失。三年後，田文軍終於在千里之外的一個偏僻山村找到自己的兒子，只是兒子已不認得他了。更令人糾結的是，兒子與人販子的妻子——這三年來兒子一直稱其為「母親」的李紅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對他和魯曉娟卻無感情可言。這時，影片的衝突才真正展開。

陳可辛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並沒有將李紅琴貼上「人販子的妻子」的標籤，簡單地推到正義的對立面——從商業片的角度來說，這顯然是一個更容易的處理方法。善與惡的截然對立與強烈衝突，可以輕易挑撥觀眾的情緒，也迎合觀眾情感宣洩的需求。陳可辛沒這麼做，他甚至讓李紅琴的所作所為看起來是「對」的。當她知道自己有權領養「女兒」（同樣是她已經去世的丈夫拐騙來的孩子）時，她窮盡一切（甚至是肉體）爭取，如此卑微如此堅韌，可惜，無論是倫理、道德還是法律，沒有一樣是站在她這邊的。命運於她何嘗不是殘酷的？

「對」與「對」之間的衝突，深刻揭示了道德存在的悖論。道德並非一塊碧玉般無暇無疵，「對」與「錯」之間層次分明，事實上，它充滿雜質，善惡交織，有時再高明的人性放大鏡也難以辨別出其紋理。比如李紅琴，作為人販子的妻子，我們憎恨她，這是「對」的；可是作為一名母親，她的愛令人動容，我們同情她，這也是「對」的。她如此複雜，卻又引人憐惜，不忍苛責。單純的道德判斷，在她這裡是失效的。這並不是價值的虛無，恰恰相反，這體現了對人性的深刻體認和「了解之同情」。在李紅琴身上，我們看到了普遍的人性困境——也許我們也正置身其間。

「對」與「對」之間的衝突，也反映了一個倫理困境：是血緣還是感情？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去年在坎城大放異彩的影片《如父如子》，也曾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刻探討。陳可辛的思索比之更進一步。在是枝裕和的電影中，這「對」與「對」的衝突發生於偶然——孩子「調包」；然而，陳可辛在「對」與「對」的衝突背後發現了根源——一個錯誤百出的社會。從一開始田鵬被拐走，因人口失蹤24小時後方能立案，一個時間差讓人販子得以將人帶走；李紅琴因為所謂的「妨礙公務」被關押了半年時間，出獄後到福利院探望女兒被拒，企圖收養女兒又因農村人身份遭到歧視——「人民法院為人民但絕不為你這樣的人民」；在法院調解時，調解員無精打采，還指責李紅琴的律師「怎麼什麼案子都接」；韓德忠在兒子失蹤六年後打算生育第二胎，去辦理准生證，工作人員要求其出示兒子的死亡證明……影片中這種種，讓我們看到社會的不公正，制度與規定的生硬對權利的漠視和踐踏，還有一切不幸的淵藪：法律尚不健全和完善，拐賣兒童屢禁不絕，以及對兒童保護的乏力，兒童福利體系的滯後。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悲傷的電影；然而，這又是一部處處克制的電影。沒有刻意製造的敵對和衝突，沒有煽情和催淚，也沒有直白粗淺的說教和控訴。即便內裡情緒起伏得波濤洶湧，它仍波瀾不驚，最終發洩的埠於是那樣有力和動人，猶如李紅琴在醫院長廊蹲下抱緊自己無力痛哭的那一幕。這還是一部獨特的電影。它情感複雜、滋味萬千，猶如一條狹長的黑色暗流。它在繁榮的表層下靜默地流向遠方，將哀淒的夜色染得更黑。

慶幸的是，還有愛，以及生髮於愛之上的堅韌、堅守、理解和善意。田文軍在拍攝尋子視訊時，他不忘強調：如果孩子被拐賣到其他人家，千萬別給孩子吃桃子，孩子對桃子過敏。李紅琴來到深圳，好幾天偷偷出沒在田文軍家附近，只為看「兒子」一眼，卻被田文軍發現並警告。訕訕離去前，她怯生生地對田文軍說：別給孩子吃桃子，他對桃子過敏。這一刻，田文軍才發現原來他們是一樣的。這小人物生生不息的卑微的愛，是光，是燭火，終將給哀淒的夜色以亮光，以希望。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