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與一次紀錄片事件

      越發對新近電影的敘事方式產生興趣。
     匆匆那年的懷舊策略依舊離不開《致青春》所用的影調、場景、道具，但不同於《致青春》線性時間的敘述，這部電影採用紀錄片製作般的結構方式。當然，倒敘、多角度表述並不新鮮。
       首先是倒敘的方式，敘述方式反映敘述角度。倒敘使人從當時的事件中抽離出來，以一種近似客觀的角度去重建往事。這在文學、電影中不少見。例如，《藍橋遺夢》便是通過子女整理母親當年的日記去敘述這段往事，而新近的中國電影中，《智取威虎山》便用了年輕人追尋革命往事的方式。但不同於其他通過「他人」從事件的遺留物品中去推測真相，《匆匆那年》是事件主人公自己的敘述。在這次紀錄片事件中，回憶中的內容似乎是客觀的，而且通過陳尋的角度、90後從方茴那裡聽到的故事來組織。當下人的心境和情緒並沒有影響事件敘述的客觀度，因為雙方的回憶並沒有出現矛盾之處。
       「回憶」這一動作，就是懷舊的直接標竿，尤其是它強使你認同這是和你同一時空生活中的人們所進行的回憶，讓你不得不預設它的真實性以及它與你自身的關係。
       紀錄片拍攝是引發往事被重提的載體，而紀錄片相對於任何能回溯往事的載體而言，似乎最具有真實性。當然，這也是當下影像文化流行的一種本真反映。
       其次是集體記憶的多次標明。新千年到來時關於世界末日的傳說，2001年申奧成功時天安門廣場前的群體狂歡，2002年世界盃中國隊與巴西隊的對抗。「媒體」一次次地出現在電影的場景當中，扮演著一種奇特的角色，有如道具性的時鐘般提醒你故事發生的時間，又如見證者般去標記特定情境下發生的事件，更如參與者一般進入到劇情之中去推動故事。世界盃中已對抗賽就充當了這樣一個多層面的角色，與五人友情遭受到的阻礙與衝突互相彰顯。
       第三是照片的運用，這又是一種紀錄片的策略，即收集資料式的描述。而影片最後的照片排列，動用的是我們這個「真實」時空中拍下來的照片，一種對觀眾的討好顯而易見。這種處理方式在《廚子戲子痞子》已運用過，在《中國合夥人》中似也用過，當它再次在《匆匆那年》出現時，顯得刻意而廉價。
       最後，是代際認知的凸顯，以確認這是「80後」的青春。從年齡分層上來說，事件的採訪者是一位90後的女學生，而她採訪的群體是一群「80後」。採訪者作為一個結構故事的人，有了對事件進行評論的權利，她直白地說出自己對這群人青春的看法：你們這是活該。這種評價反映出兩個年齡群體完全不同的價值觀與青春經歷，這種讓你感受到「不同」的存在的方式，讓你更加確信這就是「80後」的青春與其他所有人的不同之處。而影片的目標受眾——80後群體也應從這次觀影體驗中去感受到只屬於他這個群體的感動。

       論電影如何消費80後的青春，及其廉價的懷舊色彩。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