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君子和說書人
2015-05-22 03:48:19
關我屁事的事兒
杭州這座城很堵,特別是這幾年。
大抵是和南宋統治者抱殘守缺的態度有關,小格局裡有小格局的美,「暖風熏得遊人醉」,是要比後來者滿人那北方皇城根下的沙塵暴好上太多。
但是這些詩情畫意在車輪滾滾的現代社會裡,喪失了美感,越來越多的車輛讓城市成為流動停車場,其中顯而易見的責任,是因為幾千年後的城市管理者依然直把「杭州作汴州」。
被逼到懸崖邊的道路規劃,在城市高架和地鐵的雙管齊下中,以一股蠻力試圖在極短時間內改變擁堵。
陣痛隨之而來。
在前幾天的聊天中,有同事感嘆,「杭州的地鐵至少落後北京十年。」
如果真的以時間軸作為座標,那麼1856年開工的倫敦地鐵至少領先了中國一百年。
《十二公民》這部電影,恰似這座城市裡遲到許久的列車,在1957年《十二怒漢》上映接近六十年之後,緩緩地駛入了我們的視野。
首先我要給這部翻拍電影的智慧點讚。在各種律政劇數年的洗禮下,即使沒有學習過法律知識的觀眾,也大致清楚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兩種法系,一是大陸法系,一是英美法系。而後者的陪審團制度,是《十二怒漢》所有演繹的存在基礎。
而《十二公民》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影,創作者巧妙地通過虛擬一場政法大學的西法考試,四兩撥千斤的化解了兩大法系隔閡的尷尬。
故事圍繞著九位關心兒女考試成績的家長、一個大學輔導員、一個校園警衛以及小賣部老闆這十二位公民展開。身份、身世以及三觀各不相同的一打人,在封閉環境中圍繞一樁真實兇案,各懷心事的為自己心中的「法」或者說「正義」履行著審判者的責任。
拋開任何懸疑、推理的線索,這部電影完成可以稱之為飆演技的集大成者。一張桌子、幾把椅子、還有吱吱嘎嘎的破電扇,完全等同在舞台劇的聚光燈下,十二個演員一氣呵成扮演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角色。
在這樣一個架構里,當今電影市場上販賣顏值的作法是沒有絲毫生存的空間。所以《十二公民》用遠低於平均線的顏值奉獻了一場演技爆表的群戲。
這是每一個坐在寥寥無幾黑暗影院甚至幾近於包場的觀眾,在心底值得慶幸的。
以何冰為軸心的十二個演員,淋漓盡致詮釋了人戲合一的定義。每一個人在那一坪方凳上坐定,車販走卒、商賈巨富,無需標籤,所有人都向凝固的空氣中釋放屬於自己的魅力氣息。
平心而論,如果真的要說《十二公民》的不足,非導演之過,非演員之過。
這片土壤先天缺失的「法治」精神,讓整場戲通過虛擬的假設而妄求正義,從一開始就不可逆地陷人人為拔高的烏托邦世界裡。
為了一個富二代的殺人嫌疑,十二個毫不相關的人在悶熱的倉庫里,耗費數個小時,唇槍舌戰,甚至不惜動手拔刀,明知道所謂這些虛擬的陪審、所謂關於真想的辯論,都只能成為兒女考試成績的腳註,他們一個個走火入魔。
真的會有人這樣嗎?
所有生活在這個國度的中國人,都會問自己。
因為精神世界的長久時間以來的斷層,從階級鬥爭下倖存繁衍開去的中國人有時候對於世間週遭的事兒,只會簡單粗暴的分為兩種:
一種叫關你屁事兒,另一種叫關我屁事兒。
譬如我家對面樓有一個特別習慣打罵孩子的母親,你聽見了看見了卻不能說,因為「關你屁事兒」。而小區的人,無動於衷甚至漠然,則基於同一種心理「關我屁事兒」。
呼格案甫一曝光,人間悲劇令人唏噓。除了嚴打的歷史因素,無外乎這條人命在進行到終點的「流水線」中,公檢法的尸位素餐者頭腦中只有一句話「關我屁事兒」。
殺了就殺了,關我屁事兒。
《十二公民》裡,十一個人都是這樣想的,因為一個人的堅持,一個生命最終在虛擬的世界裡活了下來,甚至電影的最後,這個生命在現實中也得到了拯救。
簡直如同美好的童話,夢幻的令我無法相信。
被無數個呼格案包圍的我,想起一個尺度很大的笑話——
說有中國人來到蒙古,看到他們在造軍艦籌建海軍,中國人不解的問:「你們蒙古又沒有海,要海軍做什麼?」
蒙古人詫異地看著中國人反問,「那我們還聽說你們那邊還有好多法院呢?!」
《十二公民》中何冰所代表的檢察院,是主旋律的必需品,哪怕是一部企圖喚醒啟蒙國人法律精神,呼喚正義的電影都要先講「政治」。
長夜慢慢。
但不管怎樣,我們已經看到遠處微微亮起的車燈。
就像依舊被堵在杭州這座城的所有人,耗著、盼著、熬著,等待地下鐵的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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