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另一種方式過此生——關於英國電影《女權之聲》

以另一種方式過此生
                                                                     ——關於英國電影《女權之聲》
                         張泠

        2015年，關於二十世紀初英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電影《女權之聲》（Suffragette）上映，引發系列爭議。有人批評幾位主演（凱瑞·穆雷根、海倫娜·伯翰·卡特、梅麗爾·斯特里普）穿的Ｔ恤印有「我寧願反抗也不當奴隸」傷害非裔人感情，也有人認為影片「洗白」女性主義抗爭史，只關注白人女性運動者而忽略其他族裔參與者（這些批評主要來自美國）。一部電影引發如此多話題，很可細述。我的觀影經驗及聽到、讀到的經驗，這幾乎是「淚與火的旅程」，有悲哀的瞬間，也有堅定抗爭的力量。情感表達不至於濫情，一個世紀前的歷史在當代聽到回聲。

    英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運動和平進行了五十年，被嘲諷、忽略，收效甚微，直到「女性社會與政治聯盟」（WSPU）創始人、女性投票權運動倡導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1858-1928）夫人號召女性要使用激進和暴力手段，令掌權者聽見她們的聲音。《女權之聲》故事便始於此時此地，1912年的倫敦，從一位勞動階層女性的視角敘述（這人物並非歷史上實有其人，卻也並非虛構，而是幾位真實人物的合體，如女工安妮·肯尼Annie Kenney、裁縫與社會主義者漢娜·米切爾Hannah 米契爾與康斯坦斯·利頓Constance Lytton）。24歲的洗衣女工莫德（凱瑞·穆雷根飾），與丈夫和兒子過著清貧但尚稱得上滿足的生活，直到偶然捲入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運動，被警察毆打和羞辱、被丈夫訓斥、被鄰居側目而視，她更意識到自己自7歲起在洗衣工廠超時勞動、超低工資、被工廠主性騷擾敢怒而不敢言、兢兢業業只為作賢妻良母……有改變的可能性，如她在國會作證講述自己工作狀況後所言：「我可以另一種方式度過此生」。

然而，這代價對於勞動階層的女性尤其慘痛：莫德被丈夫掃地出門、被拒絕探視兒子、因反抗廠主而失業、屢次被捕入獄、在獄中絕食而被強行以吸管插入鼻中鼻飼……她與女性戰友支持和鼓舞彼此，所有不公對待都令她們成為更義無反顧的戰士。她們打破窗玻璃、炸郵筒、破壞電訊系統、炸政要官邸。莫德對警探講的話振聾發聵：「我們打破窗戶，燒掉房子，只有這樣你們才能聽得到我們的聲音！……我們在千家萬戶，是人類的一半，你們無法阻止我們！我們最終會勝利！」 她們使用激進手段喚起注意，但需要強調的是：她們破壞財物，從未傷害和恐嚇過人，有些英文評論將她們的行為稱為「恐怖活動」是極不恰當的。她們集會、出獄時，總帶著、傳遞著小花，在手中、胸前、帽簷，美好的生命的希望。無人因她們而傷亡，運動中流血犧牲的，是她們自己。

最終，戰友艾蜜莉·戴維森（Emily Davison，1872-1913）在1913年的德比賽馬日衝向國王的馬，要將條幅「votes for women」懸掛其上，被疾馳的馬踏而喪生。這一景像被當時的默片拍攝，也被世界媒體廣為報導。她的犧牲，使得女性投票權運動為更多人關注。遺落在現場的條幅，被一位父親拾起，裹在新生女兒身上，參加了戴維森的葬禮。歷史上實有其人的戴維森，受過良好教育，因是女性，就業機會受限，加入抗爭後，曾被捕9次 。她以生命踐行了潘克赫斯特倡導的宗旨：「行勝於言」，也宣稱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女性抗爭者們在獄中絕食，為獄友爭取更人道的對待方式，為怕鬧出人命對政府不利，獄方強行通過她們的鼻子餵食。這一過程極度痛苦而屈辱，她們的痛苦喊叫（戴維森曾被強行餵食49次），觸目驚心。屢次入獄、也曾被鼻飼的潘科赫斯特在回憶錄里寫道：「在我有生之年，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尖叫迴蕩在我耳膜引起的痛苦」。這段落被《女權之聲》重現，聲音懾人，久久迴響。而戴維森在賽馬場一場，通過喧鬧音景、震天馬蹄聲與她倒地後的突然沉默對照，令人窒息……攝影師Eduard Grau以晃動的、迫近的手持攝影，傳達混亂的及時性和緊迫感，使片中影像粗糲、充滿新聞紀錄式的當代質感及感官性。

1918年，英國規定：男性21歲以上、女性30歲以上有投票權；1928年規定，21歲以上女性可以投票。爭取女性投票權的運動告一段落，而期間，曾有超過一千位女性被捕入獄。在女性爭取投票權的抗爭中，「一戰」也起到重要作用（這一點在影片中被省略）。戰爭期間，潘克赫斯特提議結束武力抗爭、支持政府、一致對外（德國），戰後政府為安撫為國服務的各方，突破社會階層和性別偏見，形式上做到政治權利的相對公平。《女權之聲》結尾字幕，出現女性獲得投票權的國家與年份。世界戰爭和權力格局重組，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也給改變不公帶來機會，如俄國（1917）和中國革命（1949）使得社會主義國家女性、「二戰」和反殖使得歐洲國家（法國、義大利、日本等）和前殖民地國家（如印度）女性有投票權。而被西方人視為「文明」的瑞士，女性在1971年才有投票權。我聽到後排的美國觀眾驚呼，他們一定不願意相信，中國女性怎麼可能比瑞士女性更早獲得投票權……

《女權之聲》是幾乎全部女性團隊的製作，編劇艾比·摩根（《鐵娘子》編劇）、導演薩拉·加芙隆（曾執導《磚路》Brick Lane）、兩位製片人及主要演員皆為女性。回應關於種族問題和「洗白」的批評，導演薩拉·加芙隆解釋，根據她們十年來所做的歷史研究，1912年左右的英國勞工階層女性抗爭者中，白人女性為絕對主體，「二戰」後的五十年代，因移民政策的改變，英國的人口才更多元。當時有兩位亞洲女性參與其中，但她們是貴族，被官方更客氣地對待，與勞動階層女性不同。英國演員海倫娜·伯翰·卡特扮演自製炸藥炸毀郵筒的藥劑師埃迪斯，堅定的反抗性別歧視的戰士，而她祖母的父親，正是曾激烈反對女性投票權的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海倫娜說：「我要以這種方式跟我的長輩談談。」

加芙隆提及影片的當代相關性：全球仍有6200萬女孩因性別歧視無法受教育、英國只有22%議員是女性、多數行業有同工不同酬問題、三分之一英國女性遭受各種形式的性暴力。而電影行業內部的性別不公、薪酬差異等近年也被更多女性從業者批評，至今，全世界只有1-10%的電影出自女性導演。歷史由強力男性書寫，關於女性的歷史被抑制、抹去。很多出身底層的勇敢女性終年勞作，識字率低，也無暇寫自傳，無法書寫自己的歷史，但她們是推動變革的先鋒。加芙隆願意繼續挖掘那些被歷史遮蔽的女性的故事，令她們的聲音被聽到。

從年輕到年長的男性對此片的反響，也耐人尋味。在倫敦，一位13歲男孩看完《女權之聲》後在電影院裡站起來大喊：votes for women! 製片人艾莉森·歐文14歲的兒子與男校同學去集體觀看，回去組了個女性主義社團。片中飾演愛爾蘭警探的男演員布萊丹·格里森慨嘆：「我這輩子從沒進過雌激素這麼高的劇組，感覺很好！」當然，也有輕佻的男性網友寫道：戴維森闖入賽馬場被馬踏而喪生，不知那匹馬後來怎麼樣了？居高臨下的譏笑、嘲諷一直都在，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後依然如此。女性成長期間接受的教育通常是「別找麻煩，別出風頭，作個好女孩」，而《女權之聲》中的女性，為了抗爭歧視和不公、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不惜使用武力，被污名化，她們說：我們不想成為違法者（law breakers），而要成為立法者（lawmakers）！1979年，英國出現第一位女性首相，不遠的未來，也許美國會出現第一位女性總統。但日常的與結構性的各種暴力、歧視，並不會因這些標誌性的事件而消失（也如《女權之聲》導演所言，希望影片有更廣泛的意義，抗爭的不僅是性別問題，包括一切族群、階層等等不公）。這些是一個個未完成的故事，應有權益的獲得，並非通過上層開恩施捨，而是曠日持久的抗爭，甚至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爭取公平正義的抗爭會持續下去，街頭、家裡、電影螢幕，都是沒有硝煙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