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需要並不可愛的新聞業

需要新聞界去倒逼司法，去拷問良心，去守望正義，這對於一個有秩序的文明社會而言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然而，有這樣一個行業時時刻刻都正在做維持文明這件事，對於這個社會而言這是何其有幸！

普通人知道孩子被性侵只能沉默，警察知道神父會被包庇只能沉默，律師知道性侵兒童的神父名單只能沉默。當所有人都主動或被動選擇沉默時，是新聞從業者將真相一點一點還原，並且公之於眾，迫使主教下台。

當然，這裡的沉默和曝光並不是在做行業操守和道德的比較，電影中更沒有，否則就不是奧斯卡最佳影片了。電影的一大成功之處，就在於弱化個人，而突出個人所代表的行業，同時把這個行業刻畫的非常飽滿，不去刻意的貶低和讚揚，只把真實的一面呈現給觀眾，這一點又和新聞的客觀主義巧妙重合，會有一瞬間覺得自己看的不是電影而是一份報紙。

話語權是新聞業的終極武器，正是這個武器讓新聞業在眾生沉默之時可以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受害者、警察、律師他們不是不想說，只是說過之後得到的不是大眾的支持而是權力者的打壓，因為他們的聲音太弱小，不能讓更多的人聽到。他們都曾試圖讓新聞業發聲，可是當這個行業失職的時候，真相就被掩蓋住了。

當《波士頓郵報》準備調查真相時，那些身處事件中的受害者、警察、律師經過了最開始的質疑、逃避和抵抗之後，提供了他們所掌握的寶貴的線索，正是這些線索，一點一點的將真相證實。這是就是社會公器的力量，讓你的資訊源，讓你的受眾，讓社會大眾相信將真相公之於眾是你的信仰，並且你有能力可以做到。

影片中第一次讓我非常觸動的地方正是記者追蹤線索遭到律師拒絕，而當他說出他是spotlight的記者時，律師的態度鬆動了。我為這種公信力而感動，作為一個社會公器，有什麼比公信力來的更重要呢。

人生中第一次去認真思考「社會公器」這四個字的力量和背後的責任，是在一堂新聞理論課上，老師讓我們談談對新快報陳永洲事件的看法。那時候大家都被新快報的「請放人」社論所吸引，聚焦點多在陳永洲是正當調查還是新聞敲詐，然後站在新聞自由的角度去批判湖南警方跨界抓人。後來老師用嚴厲的語氣質問我們，新快報作為社會公器，發表這樣的社論，沒有人覺得這是這件事情目前為止，作為一個新聞學生我們最應該去批判和反思的嗎？之後是短暫的沉默和熱烈的討論，就在那短短的幾十分鐘裡，社會公器好像從書本上，從老師的話語裡活了過來，我們就坐在一堂新聞理論課的教室裡，卻感覺到了肩上的千斤重量，那個時候我從未想過以後不去做記者。

影片中第二次讓我非常觸動的地方是主編巴倫對spotlight團隊說的一句話，這種報導正是我們幹這行的原因。這句話一下子勾起了我日漸遠離的新聞理想。在學生時代，曾經無比信奉和珍視自己以為將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用新聞的力量去守望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然而我卻並沒有去做，很多跟我一樣學新聞出身的人也沒有去做。值得慶幸的是有spotlight這樣的團隊在做，他們做這行的原因，就是揭露社會的陰暗，制度的缺陷，推動社會的進步，這也正是新聞業必須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