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住在貨車裡的女鋼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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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末，一輛百福小貨車沖衝撞撞地行駛進北倫敦的格洛斯特新月街，它隨便找個地方停一停，一泊就是幾個禮拜，然後又向坡道更深處滑行一段，再停一段。直到最終，它駛進這緩坡的盡頭：劇作家艾倫·班尼特的屋子前。門牌號 23。

從車上下來的老太太衣衫襤褸，板著臉，高傲而焦慮。她就是 Margaret Fairchild，後來又給自己改名為 瑪莉 Shepherd。Lady 瑪莉 Shepherd，我們的主人公，這位住在貨車裡的女人。

「謝潑德小姐身上多重風味的「香氣」被刻意鋪上的各種滑石粉覆蓋了，亞德利薰衣草總是最令人愛，而此時主導的是一種文雅的芬芳，可以說是她的氣味協奏中的第二章。」

劇作家艾倫的窗口正對著老婦人謝潑德的「家」。在他和這位老婦人進行了一場對話後——
（「以後我希望能請您不要用我的盥洗室了。大街盡頭就有盥洗室，請用那個。」
「它們有味道。我天生就是個愛乾淨的人。」）

——而整條街的人都和艾倫一樣，帶著種新晉中產階級的自由文藝作風，不知該對此如何反應。
「使這種社會架構滑稽搞笑的，」艾倫·班尼特在原著里寫道：「是這些新晉中產發現自己能夠過上的生活，與他們改革進步的觀點，兩者風格間的不一致。而這種縫隙恰恰給予了謝潑德小姐生存的可能。」


於是，在滑稽、尷尬、和一點辛酸中，這部電影以鮮艷的色彩（藍天綠樹和明黃色的貨車），輕快的步調，講述了這段十五年的古怪友誼。


今年一月，紐約時報刊登了有關這部電影的採訪，其中有些很有畫面感，譯出一小段分享：

倫敦——兩位老朋友，瑪吉·史密斯和劇作家艾倫·班尼特一所時髦旅館的沙發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兩人的第一次見面。「然後她一下躍過了那隻豬，」艾倫說道。瑪吉靠在了沙發上，開懷大笑起來。「那挺可怕的。」她說，抹去笑出的眼淚。艾倫看著她，一臉嚴肅。「那隻豬也這麼覺得，我猜。」他說。
所有這些都與《住貨車的女士》有著深遠的聯繫，這個怪誕的故事關於瑪麗·謝潑德，一個無家可歸的壞脾氣女人，她選擇住在一個所謂的貨車裡，停在班尼特先生的私家車道上。住了 15 年。
對一個作家而言，這素材好得不真實，但艾倫並沒有去寫謝潑德小姐和他們古怪的關係——他這廂勉為其難，她那廂霸道苛求——直到她於 1989 年去世，才首先由倫敦書評出版了一系列日記，後又出版了一本薄書，《住貨車的女士》。1999 年，他將回憶錄改編成了同名戲劇，由瑪吉·史密斯主演，海特納執導，在倫敦國家劇院上演。
16 年後，他們聚首將這段故事重新創作成電影，由艾歷克斯·詹寧斯飾演更年輕的班尼特，為期六週的拍攝取景於真實地點：卡姆登的格洛斯特新月街，一個現價昂貴，當時寒酸卻體面的北倫敦街區，劇作家在這裡居住了近 40 年。


「那些不明就裡的街坊看見劇組的貨車駛來，都有些驚慌。」在一起訪談中，他們笑稱。

怎能不驚慌呢！這個難纏的老太太。

謝潑德小姐不感恩、不妥協、脾氣古怪，並虔誠於上帝。或許這是她一直以來存在的方式：一根筋兒。（不然，誰會一意孤行地選擇住在貨車裡呢！）
她的好笑來自於一種不自知，就像小孩子一樣。據艾倫說，她毫無幽默感，但倒是及熱衷自己的極右翼黨派 Fidelis party。兩人的第一次相遇，就恰逢謝潑德小姐在賣鉛筆，同時發放著 Fidelis party 的傳單。
「如果我當選了，」她問，「我是該搬去唐寧街呢，還是在貨車裡處理事務？」

除了上帝，她並不考慮、在乎任何人。她不顧一切地生存，僅為了生存，而她也必然是在另一個世界中生存。

但是，她也有一些莊嚴而美的地方。艾倫稱之為「流浪者的高貴（vagabond nobility）」
因此，在那些瞬間——例如她愉快地把貨車塗成明黃色，或坐著輪椅從斜坡上方一路滑下時——街坊們會樂於看到，她衷心而愉悅的笑。

直到謝潑德小姐去世，艾倫·班尼特才找到她的兄長，詢問到有關她的故事。
年輕時的 Magaret 師從大師級的鋼琴家 Alfred Cortot，需要經常跑到巴黎上課（「在那會兒，可不容易啊。」她哥哥說）。

Margaret Fairchild 也確實成為了一位出色的鋼琴演奏家——意思是，達到能開演奏會的級別。
她總在彈，總在彈，直到其他修女叫停——至於她為什麼成了一名修女，並不清楚，只知道反覆兩次後，最終修道院把她趕了出去（或許是因為她脾氣實在太壞了）。

後來，她成了一名救護車司機。

這是不是該算是她人生的轉折點呢？

當 Margaret Fairchild 在一個路口停泊的時候，一個小伙子飛速地騎著摩托車轉彎，連人帶車衝撞上了她的救護車。不是她的錯，但她卻誤以為是自己的責任，迅速清理了現場——也把自己劃到了法律的另一邊。

和人生的另一邊。

從 Fairchild，變成了 Shepherd。


艾倫·班尼特說：和她的人生擺在一起時，自己的人生顯得蒼白而無趣。

然而，如果艾倫翻開 2015 年 2 月 11 日的報紙，會發現這樣一條訃告：

Anne Naysmith，鋼琴家

Anne Naysmith，終年約 77 歲。在 1960 年代，她曾是頗有職業期望的鋼琴家，1967 年曾在威格摩爾（Wigmore）音樂廳演出，被當時的評論家形容「作為藝術家的盛放，用她的鋼琴描繪出了最溫暖最強烈的音色」。
39 歲時，她忽然從家裡搬出，在自己的福特車裡住了 26 年。後來，福特車被拖走。那些擔心自己房屋折價的「街坊」歡欣鼓舞，也有想要保護自己老鄰居的人們送給她了一輛奔馳——但很快，奔馳就被毀壞了。
對於西倫敦的行人而言，「奇斯維克車女士」（the car lady of Chiswick）這個不雅的名聲，代表著那個熟悉的蓬頭垢面的景像。 她起先住在荒廢老舊的藍色福特車中， 後來住在地鐵站旁的樹叢里。

關於 Anne Naysmith 究竟為什麼這樣做，媒體、民間都有諸多猜測。有人說她是因為失戀、厭世，有人說這是「第歐根尼的犬儒主義」（Diogenes the Cynic，古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鄙視物質世界，睡在大的陶瓷罐子或桶里）。


對於艾倫·班尼特而言，這類問題的答案卻並不那麼重要。

在謝潑德小姐生命結束前的那天，她被送去收容所，梳洗換裝，並且終於又一次坐在了鋼琴前，顫抖著彈了一曲。


晚上，艾倫·班尼特抓著一小束花來貨車探望她。（「我得到過更大的花束，綁著絲帶的。這些根本沒法比。」）

音樂。人們怎麼能躲過它呢？你明白嗎，它就在我的指尖。我可以在黑暗中彈奏，有時不得不這麼做。而那些鍵盤就像房間，C 大調，D 小調。黑暗的房間，明亮的房間。對我來說，就像一座宮殿。唯一令我擔心的，是演奏比祈禱來得容易。

「班尼特先生。握著我的手。它們是乾淨的。」

第二天，前來接謝潑德小姐去收容院的社工發現，她已經去世了。

「沒人能真的明白她為什麼會這樣——以及她如何能夠這樣生活，我真的不明白，」瑪吉·史密斯說：「我沒有很多時間待在車裡，但必須進進出出。僅是短暫的這麼過一陣，就已經很受不了。還有，艾倫是怎麼忍受的？他跟我說：『她也沒有很冒犯』，但，你還能有多冒犯？」

艾倫·班尼特確實給予了她足夠的耐心與同情，以致於被鄰居成為「貨車裡女士的男朋友」。他為小貨車供了電，以便謝潑德小姐取暖、看電視，還會時常幫她買東西。

薑汁餅乾——「吃了非常暖」；
威士忌——「用來勉強度日」；
牛奶和娃娃形狀的果凍——「果凍不著急買」。

或許這其中，有很多部份是超越了我們的劇作家「更明智的判斷」的，也或許因此，電影中乾脆出現了兩個作家：「一個我負責寫作，一個我負責生活。他們交談，他們爭論。寫作就像是和自己說話，並且我一生都在這麼做。」



這種冷靜觀察和毒舌，與充滿同理心的兩個分開的形象，使影片更加詼諧有趣。無論如何，觀眾和讀者都不難在輕快中體會到那深深的同理與關懷。

哦，還有，帶著某種敬佩的，深深的祝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