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判我有罪》如何用心理學實現隱喻（轉自亓昕）

【全文轉載自公眾號：亓昕心靈美學（qixinxlmx）】

電影是生活的隱喻，心理學就是隱喻的手段。善用此技者，把故事編織得綿密緊緻，回味深長，比如正在上映的影片《判我有罪》。

列舉以下幾個細節，做一點心理學角度的解讀，也許有利於觀眾更深的理解此片。

有一場戲，女主在鏡子前以一種屬於命運的神情塗上艷紅色的口紅，然後去找康富榮。

心理學中有個概念叫作「口紅效應」，美國心理學家發現，經濟低潮期，當所有產品都滯銷的時候，只有一樣東西反而暢銷，就是口紅。它揭示了人們越是處於逆境，精神力量越易反彈，愈求振奮自救，尤其是女性。在這場戲中，口紅意味著振奮精神、控制事態，再看女主那種凜然的表情，人物性格中的那股「狠勁兒」在此凸顯。


一場戲是康富榮從褲兜里掏出一把硬幣，拍到桌子上，而後一直把玩。嘴裡說著「當一個女人變得愚蠢的時候，她的智商幾乎為零」，硬幣與桌子摩擦的聲音被放大到刺耳。

這是一次威脅與較量。硬幣作為金錢符號在此出現同時也有棋子的寓意，另外，康富榮作為一個有錢的大佬，兜里隨時裝著幾枚硬幣，這也是頗耐人尋味的。貪婪、操控、自大、吝嗇等一系列入物特徵呼之欲出。


影片開頭一個有良知的醫生跳樓了，在驚嚇中恢復神智的康富榮只冒出一個字：笨。心理學常運用「語義分析」，來了解人們的態度或者對事物的理解。當一個人腦漿塗斃命於康面前，他只謂其笨，一個字即帶出了他人性全部的惡，我以為這幾乎是一句偉大的台詞。


蔣醫生是影片中的天使人物。台灣演員李至正身上的潔淨雅美很精準的傳達了這個人在這部黑色電影中的意義。有個細節是鏡頭從蔣醫生的辦公桌掠過，人們看到一張他與母親的合影。心理學認為我們生活中的物品都是我們的人格解碼，這一張放在單身男醫生桌子上的母子合照，透露著一種淡淡的依戀情結，一點人際關係上的潔癖，人物性格在此處如點墨，非常漫不經心的就浮現了。


在觀眾們已經知道原來有那麼多的醫生都捲入了腐敗的時候，劇情推進到一處場景：醫院裡的衣物消毒室。心理學非常注意空間的意義，什麼樣的人選擇什麼樣的空間安放自己，而在此處，這一場景的寓意不言自明：一個最應該無毒之地，此時已是最為污濁之所，而罪惡是洗不掉的。鏡頭又彷似無心一般抓拍到一個醫生在摘著白大褂上的線頭，此處最宜套用張愛玲名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白衣是一件聖物，卻滿是不潔。


紅色在影片中幾度出現，有一場床戲，女主手腕上綁著一截紅繩，頗引人矚目。心理學認為，紅色在人類文化中是一種攻擊與支配的象徵，同時，它又聯結著愛情與性。更進一步的解讀，當兩個正常男女的性愛中出現類似情趣用品作用的某物（紅繩），意味著他們的心靈與肉體已經非常接納彼此了。這場戲既充滿情慾又滿是心機，既有濕漉漉的愛情也預示著蔣醫生在整個事件中的意味。


心理學是一部好電影的基礎配料，它會產生一種迴響，令一個故事生出千迴百轉的魅力。在國產電影中，像《判我有罪》這樣把心理學的隱喻技巧運用得如此嫻熟的作品其實並不多見。多數的作品，因缺乏這一支撐，人物的情感、個性，故事走向甚至是漏洞百出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由一位年輕女導演創作的黑色電影，在國產電影中，完成了多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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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亓昕
《時尚健康》雜誌專欄作家、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台灣誠品書店「心靈勵志」類書籍上榜作家。她的文章提供了有利於心靈成長的獨特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