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人民能說話嗎？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兩種想像情境

如果一種文化或一個國度的影像與我們的想像相符，那麼我們就得有十足的警惕心提防它的虛假；相反，如果這種文化或這個國度的影像與我們想像中的他者世界有所出入，那麼這些描寫十分可能就是真切的。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兩個極好的例子，分別是金基德的《網》和肯洛奇的《我是布萊克》。

在《網》中，金基德虛構了一個因漁船事故被南韓政府抓獲的北韓漁民，他被當作間諜囚禁並經歷了一系列事件。電影從始至終所展示的便是作為一個渺小無辜的個體如何在大寫的政治環境中被拋卷又生不由己的遭遇。電影的重心是主角關押在南韓的一串經歷：如何被審訊，如何被當作實驗的對象放置進南韓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以觀察他的行為舉動，如何在政治符號與遊戲編碼中被拋來捲去……這一系列的「記錄」反映出的正是觀眾腦海中對一個在極權社會制度下培養起來的公民形象的想像，尤其對在相似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觀眾來說，這些複雜又簡單的意識形態符號多少已經司空見怪。我們甚至不必看這部電影，也能猜到這個北韓公民在被捲進資本主義的官僚機器時可能折射出的政治語境。但正是因為這種「司空見怪」，在某種程度上暴露出導演金基德構想這部電影時投注的低廉想像與簡單動機，這是一種讓人感到尷尬的被消費想像，基於我與他者間的簡單對立。而這導致了電影本身的虛假與低劣。

而在肯洛奇的《我是布萊克》中，我們對一個晚期資本主義美好生活的慣常想像則不斷遭到背離。我們如何能想像一個在健全福利制度上生活的英國人會衣食難保（雖然這種現像在中國時有發生）？我們如何能想像一個體面的英國女人會在便利店偷竊東西，而且還是偷一些廉價的日常必需品（衛生巾、褪毛劑、除臭劑）（偷竊雖然在中國也時有發生，但可能不會是這些低價的東西）？以上兩點如果我們尚能接受，那麼對於下面這點我們又該如何想像：一個英國女人在接濟站直接當著眾人的面打開一個罐頭，並不顧體面地用手掏著吃？如果說上述三點的出乎意料完全建立在觀影之前我們固有的簡單想像，那麼問題在於對英國的所有想像難道不正是建立在各類影像（電影、視訊等）、各種光鮮亮麗的景觀社會訊息以及作為東方－我之對立的西方－他者嗎？所以應該譴責的是不是我們在觀看時產生的這類主觀印象，正是這些時刻中潛藏著破解我們想像困境的對策，而是從中看出下面這點：正是因為它們違背了我們的簡單想像，我們才更有理由相信它們是真實的。這樣我們才能走出想像的陷阱。

底層人民能說話？

大部份人都讚賞肯洛奇在《我是布萊克》中延續著他一貫的人道主義關懷，是在真切地為底層人民發聲；但也有極少一部人（要理解總有人想當對抗多數的「少數」），認為這部電影是「中產階級對底層人民自以為是的關懷」。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電影裡的「底層人民到底能不能說話？」（借用斯皮瓦克的這句學術名言——「屬下能說話嗎？」）

自然，任何電影都不可能是底層人民的直接發聲。作為大眾藝術，電影本身就為此限定了門檻。雖然「大眾」看起來讓電影很「民主」，但「藝術」確保了「貴族」範疇。對於任何導演而言，無論他當初是否來自於底層，當他完成一部反映底層人民生活的電影，他就已經不再是在以底層人民的身份發聲，而是代其發聲。因而，如果說在電影中「底層人民能說話」這個假設成立，那麼這些話一定不是底層人民說的，而是電影製作者替他們說的。既然這些話是電影製作者替他們說的，這些菁英便藉此重構了他們的話語權。原本作為一個去話語權的「代話」方式（拍攝），一旦完成便會立即悖謬地再次成為謀取話語權的行為，原因在於真正的底層人民在這一過程中始終缺失。

但電影與真正的學術話語的區別在於，電影是一種虛構。它不是直接地「成為」現實，而是以虛構的方式反映另一維度的真實。而電影的這種「代言」困境之所以顯得虛假，原因在於觀眾所看到的都是「真實」的人物在說話。這就為電影中底層人民的發聲提供了可能：在電影裡，底層人民確實能說話；不同的是他們以虛擬的身份說話。在電影最後，當布萊克在牆上塗鴉的時候，他鼓起勇氣上訴的時候，或凱特在他葬禮上讀簡歷的時候，他「就是」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在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而「中產階級對底層人民自以為是的關懷」這類蓋棺定論的簡單評價，反映出的其實是作為觀者的他已經提前同意了人道主義在當今世界的全面失效，這既可能出自一個底層人民根深蒂固的仇恨，因為苦難的反覆洗禮已經讓他可以完全無視中上層社會伸來的任何捐助之首（這些所謂假惺惺的關懷）；這同樣也可能出自中上層人民對現實的冷漠態度，畢竟這樣的藉口有利於他們在不公平的責難中安然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