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剛剛看完《真相至上》這部電影，有些話想說。

當聽到小女孩描述她媽媽艾瑞卡的工作時，憑藉著多年的工作經驗和一個成年人的思維，女主角瑞秋馬上就明白過來艾瑞卡的身份。於是她去求證，寫稿，發表，然後不幸入獄。

坐在大巴上的瑞秋只有兩個選擇。要嘛她選擇無視小女孩的話，將真相隱瞞，自己依然會是那個受人尊敬的女記者，中產家庭的妻子，和體貼的丈夫一起陪著聰明可愛的兒子長大；要嘛她選擇挖掘並公佈真相，讓民眾知道他們的政府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為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伸張正義。她選擇了後者。

被監禁的瑞秋又有兩個選擇。要嘛在檢察官所謂的「國家安全遭受威脅」的控訴下，說出告密人的姓名；要嘛死守秘密，既為了自己對小女孩的承諾，也為了法律賦予記者的權利（影片中有提及）。
她依然選擇了後者。

第一次選擇，瑞秋堅持了新聞人的職業價值；第二次選擇，瑞秋守護了新聞人的職業道德。

很多人都在說，瑞秋堅持不供出小女孩是為了保護她。誠然，讓孩子直接面對害死自己母親的壓力是她於心不忍的，更何況，她已經答應小姑娘替她保密了。但我想，瑞秋更要爭取的是所有新聞人的尊嚴和權利。就像影片中她的律師所屢屢強調的那般，國家憲法第一修正案和各個州的法律都在保護記者的言論自由，並賦予記者不公佈資訊源的權利。就像瑞秋說的那樣，如果這個事件是真的，那麼她的資訊源是誰並不重要。而如果一旦公佈了資訊源，不管那個人是否會受到懲罰或威脅，對於大眾來說，記者就變得毫不可信，那麼以後就不會再有人敢於揭發國家機關不法或不道德的事情，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真相被掩蓋粉飾，就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眾被侵犯權益，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無辜和冤枉。

這是像瑞秋這樣有原則的新聞人所不允許的。

正如法官必須保持公正，新聞人作為歷史和社會的鏡子，也一定要鐵面無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美國有一例著名的「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起因是紐約時報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有關當地警局和黑人學生之間的衝突。原文並未指名道姓，但警長沙利文認為該文遣詞用句均指向自己，因而控告紐約時報誹謗並索要高額賠償。兩審均失利後，紐約時報已被各地官員相繼提出的索賠逼上了絕境。他們奮起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九位大法官力挽狂瀾，宣佈「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該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從而堅定地捍衛了媒體和公民批評官員的自由。

這個案件是美國解釋和使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里程碑，並直接促成了修正案對於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規定，即「國會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但可惜的是，在近二十年來各種恐怖襲擊和極端主義的打擊下，美國的言論自由也漸漸變成了空殼子，對普通民眾的監聽和資訊竊用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告密非法或不道德行為的人會被制裁，理由，就像檢察官在影片中要求瑞秋說出告密人時所堅持的那句話——國家安全遭受威脅，因為有人供出了情報員的身份。

可什麼才是國家安全遭受威脅呢？國家安全不應該是那一小部份頂層菁英的特權，而應該是全體國民的一致權益。這權益該是道德的，普適的，不以犧牲他國人民的正常權利為前提的。但有多少時候，人們看似被保護在國家安全的幌子之下，一邊對真相毫不知情，一邊慷慨激昂地捍衛著所謂的「真實」。又或者，在這個只求明哲保身的時代里，我們早就學會了什麼叫做「無所謂」。

難道不需要有瑞秋這樣的新聞人出現，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秉筆直書嗎？

影片中有很多引人深思的台詞。瑞秋律師的這一段話說得振聾發聵：

「阿姆斯特朗女士，本可在與政府的鬥爭中妥協，本可放棄她保守秘密的原則，本可簡簡單單地回去同家人團聚。但如果這麼做了，那就意味著，再不會有人向她提供任何情報，再不會有人向她的報社提供任何情報。然後明天，當我們逮捕了其他的報社記者，我們讓這些報社失去所有的資訊來源，等同於我們無視第一修正案的存在。那我們又如何才能知曉一名總統是否有掩蓋罪責？一名軍官是否有虐待囚徒？作為一個國家，當我們不再有能力約束當權者手中權力的時候，當政府不再懼怕任何責任的時候，它將成為何種性質的國家？這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監禁記者？那針對的是別的國家，是那些懼怕她的人民的國家，而不是想要珍惜和保護她的人民的國家。就在不久前，我開始感受到來自瑞秋.阿姆斯特朗案中的人性壓力。我曾告訴她，我只代表她個人，而不是她的原則。直到我再次見到她，我才意識到：對真正偉大的人而言，個人與原則之間，根本沒有區別。」

瑞秋就是這樣一個人。她從未辜負也絕無濫用這份職業賦予她的權利。她用她的堅持，賭上或許是一生的不幸，勇敢地讓人們知道歷史原原本本的色彩。


p.s.1.關於最後的閃回揭秘，我的個人看法是那不代表瑞秋公佈了情報人的身份，而只是她的回憶，或者只是導演幫助大家了解事情的真相。瑞秋的減刑應該是因為她選擇不公開審理並在法庭上認罪，而不是因為供出了原始情報人的身份。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