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Avatar》國內首映的觀眾

    這是最好的時代：消費主義裹挾著尖端技術，娛樂性的大眾文化夾雜在全球化的颶風之中。大片市場越來越凸顯出正和博弈的結果——只要製作與宣傳夠班，扎堆的好評會讓首映票房淹沒掉貨幣貶值的加速度，統計口徑會用最新的匯率兌算成美元後面0的位數、或者IMDB頁面中扶搖直上的評分。所有人都興奮地呼號著：CG工作室的鍵盤滑鼠開始飛舞，周邊開發商忙著註冊各種正牌的和山寨的商標，電腦城的顯示卡、顯示器賣家風捲般換掉了展示用的視訊……要理解這一切，你需要趕緊抓起電話，去搶購一張IMAX（至少也是3D場次）的電影票。
 
    罕見的狂熱匯聚著全世界中產階級的參與熱情。然而這卻絕對不是什麼魔力：製造奇蹟的導演，革命性的數位技術，氣勢恢宏的製作預算，可列舉的理由每一項都無懈可擊。當然，這只能確保我們懷抱著憧憬在影院坐定——無疑，市場的供求雙方都表現出了完美的理性。
 
    放映機開始逐幀滾動，與以往單純的色彩和光影不同，一個「真實的空間」透過鼻樑上的3D眼鏡，在視神經中烙下難言的絢麗。這正是理解這部影片掀起如此波瀾的關鍵所在，在這之前我們對片方所言的「偉大」只是抱著一份模糊的好奇，而它會在視覺的刺激中轉化為由衷的震撼，凝結在評論的讚美聲中，昇華為CG製作者、顯示卡賣家的創意之源。
 
    除了「偉大」，似乎已沒有更合適的詞彙能練達的形容它的意義。這真是最壞的時代，我能聽到的「偉大」來自壓倒性的公眾輿論，在這場視覺盛宴的華麗消費中，製作團隊「革命性的創舉」得以「偉大」的唯一邏輯是，億萬雙眼睛受到了無與倫比「偉大」的震撼。讓我們省去花哨的描寫和宣洩的讚嘆吧，持續160分鐘之久的，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神經衝動——它比性更直接、快捷，因為不用前戲和調情，等待「視爾蒙」分泌。
 
    當我們熱烈地讚美，卻除了一句「偉大」外難拾惠珠時，其實電影本身也沒有給我們含羞遮面的曖昧。我們在孩提的童話中就知道了Pandora是誘人之物的代名詞，壯美的星球當然是置於距我們四光年外的天狼星系，戰鬥用外骨架早在50年代的科幻小說《星船傘兵》中就已成熟，而名叫「Banshee」的母船甚至在日本動畫中都用過不止一次。簡化設定的好處是，我們不用抱著考據的態度去揣測、曲解故事的本意。
 
    正是如此，故事本身的乾癟貧乏也成了恰當和合理的。美國人早已摒棄了嚴謹宏大的科幻精神，在大眾消費的浪潮中，「科幻」的標籤已經退化為死宅的定語，取而代之的是「史詩」、「宏大」、「震撼」等等一些列含混卻又誘人的廣告詞，究竟市場才是電影產業的決定導向。為了合理地渲染未來色彩、為視覺加分，導演和編劇也加入了些科幻的佐料：借片中的科學家之口，「星球生命聯網」概念頗煞有介事；另外一處設定「Unobtainium」礦石則用了詼諧的構詞法。這兩處代表性的描述都是在誇張的數字修飾下才被注意到的——當然，我們不會拘泥於這種粗鄙的美式邏輯。
 
    有人把《幽靈公主》拿來與《阿凡達》進行對比，試圖闡釋其中共通的自然主義。這顯然是在大費周章：電影無非是把美國大西遷中與原住民衝突的歷史置於架空的未來式中再現而已。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可以容忍能進行恆星際旅行的人類仍用動能武器大開殺戒；可以無視走出地球的人類面對外星種族卻沒有抱以一個全球化社會形態應有的包容意識。相比保守主義，我們也許更能容忍科幻中令人啞然的疏漏，我不禁要試問：這種設定描述上的貧乏和保守，是不是對我們日漸疏懶的想像力的低劣迎合？
 
    我承認，但就影片本身而言，簡化問題的製片方並沒有原則的過錯，問題只是一種理想化人文主義的導向推導著我的詬病：這個世紀開端的《駭客帝國》同為商業氣息濃厚的大片，卻以玩世不恭的態度探討了網路社會的生存哲學；帥湯和史匹柏同期的《少數派報告》是對「改寫未來」邏輯最成功的影像展現；卡梅隆自己的《終結者》也淺嘗輒止地訴求了人工智慧和祖父悖論；早期的《銀翼殺手》則用晦澀的手法講述了一則複製人自我認同的沉重故事；更不要提庫布里克《2001太空漫遊》里對於文明的大尺度探求。放棄了對未來種種可能的普適性探討，那麼科幻電影對於觀影者而言，未來也只能是一個無比豐富也無比空洞的符號而已。
 
    對於未來的探討，其實從來都是片段式的。但只要有嚴密的邏輯和前瞻的思想，便一定能閃現出動人的火花。半個多世紀前，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學」和機器人三定律把未來的科技和哲學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國內的劉慈欣也在他的暢銷作品中不無野心地解釋了星際文明的終極法則。他們的故事可以生硬、乃至幼稚，但作者基於歷史觀和科學素養的思考才是讓科幻昇華為藝術的永恆原動力。
 
    回到商業的話題。這種符號已經與市場如此緊密的捆綁在了一起，從遊戲開發商到首映發佈會上閃耀群星的奢侈品牌，商業的觸手指揮著影片從企劃到上映的全部流程，這個紛繁的鏈條已經開始攪動。這多少叫我們對影片本身「偉大」的追捧顯得蒼白——其實出發點本來就是自利的。讓我們看看製片的「革命性」所在吧：Redrock和索尼的高清數字攝影機已成為不少技術派導演的收藏物，動作捕捉技術此前讓《魔戒》中的古魯姆格外鮮活，3D拍攝技術是在19世紀發明、上世紀80年代逐漸成熟的。卡梅隆和他的團隊致力於將這些技術最頂尖的前沿產品實用化，而支撐他為此十四年磨一劍的，是將日本動畫《銃夢》搬上螢幕的片約。
 
    我無法否認眾口一詞的「偉大」切實可信，卡梅隆與喬治·盧卡斯、彼得·傑克遜的技術情結並無二致。作為典型的20世紀導演，他們挑戰新技術的勇氣令人心折，這無疑是種「創造偉大」的氣魄。但我們也應該東西這個「偉大」背後的邏輯，單以電影本身而論，《阿凡達》貧乏的想像力讓它喪失了成為一部偉大電影的基礎，對此，我更傾向於是這個時代無可匹敵的物化意識形態桎梏了它，讓它恢弘的世界卻偏偏拒絕了能真正動人心魄的展望。在剛剛結束的2009年，3G、雲計算和物聯網已經正式拉開了產業化的帷幕，我相信不出十年，一個嶄新的互聯世界將開始干涉我們生存的所有形態。
 
    首映的午夜，我們都流連在《阿凡達》的瑰麗之中。而不去沉湎也許是個更好的選擇：看看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時代！